导读1982年3月，一个6月大的婴儿约翰被送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北齐哈尔县医院，这所医院附属于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十分著名的大型医院。当婴儿送进医院时，伴随着发烧腹泻和呕吐，医生诊断完之后告诉家长，“孩子没有什么大碍，不出意外的...

1982年3月，一个6月大的婴儿约翰被送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北齐哈尔县医院，这所医院附属于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是美国十分著名的大型医院。

当婴儿送进医院时，伴随着发烧腹泻和呕吐，医生诊断完之后告诉家长，“孩子没有什么大碍，不出意外的话几天就能康复”。听到这话后约翰父母长舒了一口气，孩子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几天之后，小约翰在接受治疗后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可就在此时，他却发生了正常情况下绝不可能发作的癫痫、心脏骤停和凝血问题，经过医生奋力抢救，小约翰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开始逐渐好转，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小约翰突然出血，这次医生再也无力回天，小约翰离奇死亡。

在医疗发达的美国，婴儿死亡率日渐降低，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在医院里离奇死亡，这怎么能不引起家长的怀疑？

于是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验尸官对约翰的遗体进行了尸检，发现在孩子体内存留肝素，正是因为这种药物导致了孩子癫痫发作，而奇怪的是在医生的药单中却并没有肝素这一项，那么究竟在哪一环节出了问题呢？

与此同时，一个11岁大的孩子约书亚·索耶患上了肺炎，在进行过一阶段的治疗之后他的病情逐渐稳定，后来医生给他使用了一种治疗神经痛的药物，没想到用完药后不久，约书亚竟然突发心脏病死了，两起事件的接踵而至让人不得不寻找其共同点，这两起案件孩子出现的症状与其治疗问题毫无相关，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护理护士都是一人，名为珍妮·琼斯。

面对家长的质疑，医院立即成立了调查组，对所有护士进行排查，同时重点调查珍妮。

珍妮曾给医生提过使用特效药的方案，但医生考虑婴儿太小，拒绝了珍妮的提议，谁知不久之后在珍妮照料约翰时，约翰却突发意外，一命呜呼。

这一查就查出了大问题，在1981年1月1号到1982年3月17日期间，北齐哈尔医院的儿科重症监护病房内婴儿的死亡人数达到了 43人，负责43名婴儿的护士多达15名，而珍妮提供的护理对象有22人之多，另外还有7名婴儿是珍妮帮助同事护理的。

调查结果不言自明，珍妮如果不是运气奇差，那就是她的护理水平完全不过关。

珍妮的很多同事对于珍妮都有怀疑，其中一名同事直接声称珍妮对婴儿的死负有直接责任，这种说法让医院感到非常震惊，由于事关重大，调查组将结果汇报给了医院领导层，让他们来作出抉择。

正当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以为珍妮的护士从业资格会因此被取消时，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珍妮确实离开了医院，但她的简历上不仅只字未提任何关于婴儿死亡的信息，医院却帮她出具了一封推荐书，推荐书中对珍妮的能力极力吹捧，将她说得天上有，地下无的，热情洋溢的送走了珍妮。

更为糟糕的是管理层还下令调查组销毁珍妮就职期间所有的药物记录资料，试为其粉饰太平。

究竟珍妮使了如何的手段让医院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原来珍妮被调查之后，她就意识到自己惹上了大麻烦，不过作为医院的执业护士，婴儿死亡不仅珍妮有责任，医院的管理层也存在推卸不掉的责任。

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使用了肝素，肝素通常以钠盐形式存在，主要作用是抗凝，当婴儿做了手术后，为了防止血管中发生弥散性凝血危及生命，医生一般会开一定分量的肝素用于预防肺栓塞和心肌梗塞。

不过，虽然这种药的目的是治疗疾病，但如果药量过多，就可能引发一些可怕的症状，比如血流不止，这很可能会危及生命，由于肝素起效快，注射之后随着人体的代谢会很快排出，所以很难查到身体中肝素的存量，只能查出有部分肝素残留。

正是因为肝素的过量使用，导致婴儿死亡率不断升高，医院方面早已经察觉到了这些异常，正好通过此次死亡事件进行彻查，珍妮无疑是头号嫌疑犯。

面对调查结果，珍妮没有坐以待毙，她声称医院药柜没有上锁，几乎所有医院工作人员都能取走肝素，而且调查组找到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是珍妮取走了肝素并将它注射到了婴儿体内。

正是因为珍妮拿准了这一点，于是她与管理层进行了谈判，如果医院要告发她，那么她就会把这件事闹大，让所有人都知道医院管理层疏于管理，到时受到牵连的可不仅仅是珍妮，医院管理层难逃其咎。

面对如此的威胁，担心声誉受损的医院只能同意为珍妮写了那封满是赞扬之词的推荐信，劝说她去别的医院继续做儿科护士，别再霍霍他们家了。

珍妮1981年1月以优异的成绩从护理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北齐哈尔医院最为重要的儿童重症病房，与她一同入职的还有儿科主任詹姆斯·罗伯特汉姆。

詹姆斯刚刚跳槽，第一次见到珍妮时，珍妮正在不知疲倦地救治孩子，这种专业、尽责的形象牢牢地刻在詹姆斯脑中，同时，珍妮比其他护士懂得更多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也更爱学习，这些表现更受到詹姆斯的青睐。

护士长帕特·贝尔克对于珍妮也十分满意，婴儿血管很细微，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时需要高超的技术，珍妮不仅表现得对孩子十分疼爱，而且技术高超，几乎没有注射失败的情况，而且珍妮做事特别认真，所以虽然帕特接到过其他护士对珍妮投诉，但帕特都没当回事。

主任詹姆斯和护士长帕特的呵护让珍妮变得有恃无恐，虽然孩子在她手中不断死去，但她却毫不慌张，反而更加自信。

其实，珍妮从入院之初，婴儿死亡事件就不断发生，刚上班不久，医院住进了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女婴，珍妮是她的看管护士，对她照顾得十分用心，一直守护在她身旁。

不过就在珍妮照顾她的期间，女婴的监护器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女婴出现了呼吸急促，胸闷气短的情况，珍妮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不过她并没有按响床头的警铃，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似乎被人点了麻穴。

直到机器的报警声引来了医生，珍妮才如梦初醒，在抢救过程中，珍妮一直在呼喊着“请帮助她度过这次危机”。

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这位可怜的小生命在抢救过程中失去了生命。

当医生告诉珍妮这个消息后，珍妮突然悲痛地扑倒在病床旁，猛烈地摇晃着孩子的身体，将她抱在怀里轻声哭泣，不知情者都会以为珍妮是她的至亲。

珍妮甚至主动要求将孩子的尸体送到太平间，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护送的路上，珍妮却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神情兴奋，哼着歌曲，似乎正在参加一场盛大的典礼。

珍妮将孩子的尸体放到太平间后，她在角落找了个地方坐下，然后紧紧地盯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那时究竟在想什么。

在医生给孩子诊断的时候，珍妮经常会给医生提意见，可并不是所有医生买账，有些医生有自己的主张，就会谢绝珍妮的建议，每当这时，珍妮就会对他们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他可能就会死去”，然后愤怒的离开。

更令人惊讶的是，不久之后，珍妮的预言总会成真。

从1981年珍妮入职以来，这样的场景就不断在医院的病房中上演，而且时间大多集中在下午15:00~23:00，由于事发这一时间段总是珍妮当班，因此珍妮所在的小组也被称为3-11小组。

这些孩子送到医院时往往症状会得到控制，可不久后，他们又会出现心脏骤停、突发癫痫或者大出血的情况，詹姆斯主任曾经注意到这个情况，他也发现了孩子血液中肝素的含量总是会高一些-，可由于病房中肝素存放的药柜不上锁，所以很难追踪到取用者，詹姆斯只能严格控制肝素的使用情况，希望让凶手暴露在大家眼前。

珍妮还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她经常肆无忌惮地猜测哪个孩子活不过今天，对死去的孩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痛苦。当一个孩子去世之后，她总是抢着给孩子的父母打通知死讯，而且非常乐意听聆听对方绝望的哭泣声，当孩子被宣告病危时，她也总是想方设法去病房围观，看看孩子死亡的样子。

在珍妮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一共有46位婴儿离奇死亡。

不过，珍妮的离开并没有让婴儿死亡结束，相反，这只是拉开了珍妮疯狂的大幕。

北齐哈尔医院的推荐信将这个灾难从一所医院转移到另一家医院。

当时，凯瑟琳·霍兰德博士开了一个儿科医院，因为北齐哈尔医院的推荐信，让她决定录用珍妮，可医疗系统信息传播也很快，很多人得知凯瑟琳准备录用珍妮，对她提出了建议：珍妮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护士，最好不要用她。

可凯瑟琳接触过珍妮后，与当初詹姆斯一样对珍妮雷厉风行的作风颇加赞赏，并且她根本不知道珍妮之前的种种过往，于是珍妮很顺利地就在医院中干起了相同的活儿。

1982年8月24日，珍妮入职的第一天，一位母亲带着她14个月的女儿切尔西·麦克莱伦来到了医院，切尔西有着一头金发和清澈无比的蓝色眼睛，格外的活泼开朗，不久前切尔西患上了肺炎在家休养，最近又出现了鼻塞的症状，母亲不放心，把她带来医院来看病。

当凯瑟琳给她看病时，切尔西被办公桌上五颜六色的文具吸引，注意力被转移，使得凯瑟琳无法诊断，正在这时，珍妮推门而入，对彩色林说“麦克莱伦夫人，让我来照顾小切尔西吧，这样你可以和凯瑟琳交流下病情”。

凯瑟琳对珍妮的细心投来信任的目光，麦克莱伦夫人也表示了赞同，于是珍妮抱起了小切尔西离开了房间。

可5分钟之后，珍妮却慌慌张张跑了过来，对凯瑟琳说“医生，你能过来看一下吗？”凯瑟琳听完立刻跑了过去，此时的小切尔西已经奄奄一息，脸色惨白,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

凯瑟琳立刻检查，发现小切尔西癫痫发作，呼吸停止，于是立刻对其进行了救治，在救治过程中，珍妮作为帮手表现得十分专业，小切尔西的病情完全得到了控制，所以麦克莱伦夫人也并没有追究为何女儿会突发癫痫，反而感谢凯瑟琳和珍妮的及时抢救，珍妮的敬业也获得了凯瑟琳的认可。

麦克莱伦夫人不仅没有怪罪医院，还为其介绍了很多婴儿家长来这所医院看病。

几天之后，一位18岁的母亲带着自己三个月大的女儿来到了诊所，孩子当时有腹泻和发烧的症状，凯瑟琳以为是脑膜炎，建议住院治疗，并要求珍妮给其进行静脉注射。

可是仅仅过了5分钟，这位女孩就呼吸仓促，脸色苍白，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凯瑟琳让其转入更高一级的圣安东尼奥儿科医院，由珍妮陪伴护送，可就在转院过程中，女孩又一次发生了呼吸停止，在珍妮抢救之后，女孩恢复了正常。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接连发生了13起儿童心脏骤停事件，不过凯瑟琳却无法查明其中的原因，奇怪的是这种发病有一定的规律，婴儿在抢救一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正常，由珍妮陪伴转院时又会发生第2次危机。

1982年10月，小切尔西再一次来到诊所接种儿童疫苗，这类疫苗需要连打两针，都由珍妮负责，可谁知在小切尔西打完第1针后，他就开始全身抽搐，呼吸困难，身旁的护士立即要求珍妮不要再打第2针，珍妮却坚称“这是孩子对于疼痛的正常反应”，珍妮不听任何人的劝告，依然坚持打完了第2针。

当打完针后，小切尔西已经全身发紫、无法呼吸，在转院过程中去世了，由于小切尔西的死因太过蹊跷，医院决定对其遗体进行尸检。

尸检报告很快完成，报告显示在小切尔西体内残留着一定含量的琥珀酰胆碱，琥珀酰胆碱是一种外科手术常用的麻醉剂，她可以在患者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让肌肉麻痹，不过它有一个明显的危害就是剂量过大时会造成心脏骤停。

在诊所中，除了凯瑟莉外，只有珍妮可以接触到琥珀酰胆碱，凯瑟琳立刻追查琥珀酰胆碱情况，发现原先的三瓶琥珀酰胆碱丢失了一瓶，另外两瓶的瓶盖上都有被针头扎过的痕迹。

这一情况的发现让凯瑟琳不得不怀疑珍妮动了手脚，她随即解雇了珍妮，并且将发现的结果递交了警方。

仅在一个月内，具有6位婴儿发生了死亡，1982年8月27日，3个月大的布兰迪出血性腹泻，输液后呼吸困难，心脏骤停；8月30日，7岁的吉米智力发育不全，输液后突发痉挛，心脏骤停；9月3日，21个月大米斯蒂患上脑膜炎，输液后呼吸困难，心脏骤停；9月17日，5个月的雅克布脾气古怪就诊，输液后惊声尖叫，心脏骤停；9月23日，5个月大的罗琳严重腹泻脱水就诊，输液后心脏骤停；9月23日下午，7个月大的克里斯托弗腹泻，输液后停止了呼吸。

这些婴儿的输液护士均为珍妮。

这次调查惊动了德克萨斯州职业护士董事会，他们安排德克萨斯州骑警队负责此次调查，调查持续了两年，最终证实在珍妮工作期间，至少有60婴儿的死亡案与珍妮有关，珍妮随即被检察方起诉。

1984年2月15日，德州奥斯汀法院开庭审理了珍妮谋杀罪，法院经过很短的合议，并一致裁定珍妮有罪。珍妮因擅自使用琥珀酰胆碱被判处了当时的最高刑期99年监禁，10月，珍妮再次被起诉，因婴儿注射过量的肝素导致死亡，珍妮被判刑66年，这两起罪名相加，使珍妮服刑期限达到了159年。

在此期间，珍妮从不承认自己谋杀的行为，只是强调这些都是意外。

实际上，在这位白衣天使手中死去的孩子数量可能远远超过调查的人数，有关的真相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而变得无法获知。

201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项好日子法案，对于那些刑期漫长而在监狱中表现良好的囚犯，可以相应获得一定的减刑比例，这项法律的意是缓解监狱拥挤的状况，没想到却给珍妮提供了假释的机会。

按照规定，无论假释委员会是否同意，珍妮都将因为自己在狱中的良好表现于2018年获得释放。

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检察官立刻在2017年对珍妮又提出了5项新的谋杀罪名，其中涉及到5名年龄从三个月到两年不等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在北齐哈尔医院接受过珍妮的护理而死亡的。

面对指控，已经67岁的珍妮经过仔细地考察，与法院签订了认罪协议，不过她只承认谋杀了5个小孩当中11个月大的约书亚，而对其他4位婴儿的死却否认有责任。

可尽管珍妮否认谋杀，但却没有改变最终的结果，她因一级谋杀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法庭上，死者家属对珍妮大喊，“我和孩子是多么的信任你，你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你却杀了她，我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上学、结婚、享受这个世界”。

可在法庭上，珍妮却显得十分的淡然，她冷漠地注视着这些家庭受害者，面无表情，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

每一个家庭都因为孩子的死变得支离破碎，有些父母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要第2个孩子，珍妮无疑是这些家庭伤痛的罪魁祸首。

当案件发生后，很多心理学家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珍妮对这些孩子痛下杀手？

心理学家将珍妮的行为判定为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孟乔森综合症是指那些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通过伪装生病来获得其他人的关怀，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则正好相反，欺骗那些身体健康的他人，将他们伪装成生病的样子。

1950年出生的珍妮母亲早早去世，父亲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抚养珍妮，珍妮从小就被一对夫妇收养，除了珍妮之外，养父母还收养了其他三个孩子，这让珍妮产生了嫉妒的情绪，她经常与兄弟妹妹争宠，希望获得更多人的。

17岁时，珍妮与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与自己的男友结婚，在丈夫当兵期间，珍妮开始了无休止的出轨，她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通过不断反抗获得别人的。

1974年，24岁的珍妮与丈夫离婚，1976年，珍妮的养父和弟弟相继因癌症去世，这让珍妮更加痛苦，她由此决定放弃美容师的职业而去学习护理。

在珍妮的人生过程中，她从来没有过快乐，在同龄人中她也经常不受欢迎，因为性格孤僻、长相普通而受到同学的排挤，回到家后，她又会因为性格叛逆与家人产生争吵，因此她十分希望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她通过撒无数的谎去圆一个谎言。

珍妮希望由自己来掌握别人的生死，每当此时，她就会给婴儿下药，然后再尽力抢救，这时她就会认为自己掌控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权力，她可以杀死那些他想要杀死的人，也可以救活那些想要救活的人。

珍妮心理一直处于病态，她缺乏共情与感知力，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从未体会到其他家庭的痛苦，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

珍妮的一生是不幸的，她将这种不幸带给了更多的家庭，而她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

如果不是北齐哈尔的包庇，可能后面几十位婴儿就不会死去，医生和护士都是最贴近患者的职业，医者仁心，白衣天使不仅应该妙手回春，更应当道德崇高。

1982年，重庆发现一具无名骸骨，揭开红军师长失踪48年之谜

1982年4月，重庆酉阳县龙潭镇邬家坡发现了一具无名骸骨，这具骸骨在被发现时，脚踝上面还套着一副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所使用的铁质脚镣。

这让发现者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因为这离他们日夜寻找的答案更近了一步。

发现者很快就对这具遗骸的身份进行了调查，最终调查者确认了这具遗骸生前的身份，这具遗骸身份的曝光，还引来了一名开国少将的。

这位开国少将就是段苏权将军，而这具遗骸正是48年前失踪的一名红军师长，段苏权将军得到这一消息后，既激动又悲伤，因为他当年就是这位红军师长的搭档。

这位红军师长就是黔东独立师的师长王光泽，王光泽烈士遗骸的发现，也揭开了他当年的失踪之谜，以及当年黔东独立师覆灭的真实情况。

为了生存学习木工，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王光泽出生于1903年11月11日的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山县金花乡鹤桥村谭家湾（今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城关镇鹤桥村），家庭情况十分贫寒。

王光泽烈士的唯一一张照片

不过童年时期的王光泽十分惹人喜爱，正是因此，他被当地的一个私塾老师王世亭收做弟子，然而因为家境贫寒，年幼的王光泽只跟随王世亭读了一本《三字经》，便迫于重担去给地主家放牛了。

1914年，11岁的王光泽在家人的建议下决定外出去学习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于是王光泽前往衡阳市攸县的舅舅家跟随舅舅学习木工技术。

王光泽19岁时已经学习了8年的木匠技艺，完全是一个成熟的木匠工人了，因此他便开始独自到衡阳市茶陵县腰破镇做工，然而正是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王光泽接触到了共产主义。

1926年，国共展开了第一次合作，并发起了北伐战争，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革命风潮，王光泽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也加入了我党组织的工会，并参加了工农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北伐战争

王光泽似乎是一名天生的战士，在工人协会的运动中便展露出了与常人不同的领袖气质，他带领着工人协会的同志们打土豪，并将打土豪得来的物品分给受过土豪压榨和剥削的穷苦人民。

然而正在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另立南京政府背叛革命，大革命宣告失败。

湖南作为我党农民、工人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成为了反动派政府制造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地区，反动派政府联合乡绅、地主老财，对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几乎每天都在杀人。

在这样举国白色恐怖的情况下，王光泽也被迫离开了茶陵回到衡阳老家躲避，但是随着我党的不懈努力，被破坏的党组织和农民、工人协会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接受过我党思想教育的王光泽，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到茶陵腰破镇的东山、泥塘一带，以木工活计为生，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

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1930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势力范围和控制地区不断扩大，很快就扩展到了茶陵县城，并且在茶陵县城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同时工会、农会也都得到了彻底的恢复。

王光泽作为茶陵县城工会中比较有影响能力的成员和干事，被群众推举为腰破镇工会主席兼赤卫队队长，在我党同志的介绍下，王光泽于当年10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段苏权将军

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光泽结识了段苏权，当时的段苏权是茶陵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县委书记，与赤卫队队长王光泽经常进行工作上的交流，段苏权将军在时隔多年之后，都仍对王光泽的军事指挥才能十分认同。

王光泽带领腰破镇赤卫队在腰破镇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最令腰破镇群众大快人心的，就是捣毁了一直在售卖鸦片的广茂隆烟馆。

随着红军的发展壮大，王光泽所率领的赤卫队也正式加入了红军，但在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王光泽这个木匠出身的“泥腿子”，后来会成为拯救红军命运的人。

反“围剿”作战随军转移，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1年，腰破镇赤卫队扩编为腰破镇苏维埃政府警卫连，王光泽担任连长一职，负责保卫腰破镇临时政府的安全。

由于王光泽在担任警卫连连长期间表现出了极为优秀的组织领导能力，次年便被调任至茶陵县警卫营担任营长，王光泽来到茶陵县城之后，时任茶陵县县委书记的段苏权非常激动，十分欢迎这个老朋友。

其实早在大革命时期，王光泽就已经和段苏权有过工作上的接触了，只是因为当时的工作特殊性，两人的接触并不是很多，但是脾气性格十分相投的两个人仍然结成了非常紧密的战友。

1933年，随着红军的实力再次壮大，茶陵警卫营扩充为茶陵县独立团，团长依旧由王光泽担任，王光泽与段苏权在茶陵工作期间相互配合紧密，完美地完成了多次上级交代的反“围剿”作战任务。

红六军团突围前部分军官合照

同年6月，茶陵县独立团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番号也更改为红六军团第18师第53团，成为了红六军团中当之无愧的主力部队。

1934年8月，段苏权由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调任至红六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两位老朋友、老战友再次一起工作，虽然不属于一个作战单位，但相互间见面的机会也不少。

当时红军已经开始在准备长征了，红六军团担任的是中央红军的右翼前卫任务，与红一军团负责的左翼前卫任务是同等重要的，红六军团此时还担任着一个任务，就是西进黔东与红二军团进行会师。

红二军团部分军官合照

王光泽和段苏权奉命跟随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后辗转千里，在1934年10月26日到达了四川酉阳县，与贵州、邱江相交的南腰界贺龙所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并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后，准备从贵州回到湘西，继续担任中央红军的右翼前卫任务，红二、红六军团在准备撤离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堵。

因此贺龙、王震等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决定，由王光泽与段苏权组建并带领黔东独立师，在黔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掩护红二方面军回到湘西，由王光泽担任独立师师长段苏权担任独立师政委。

王光泽和段苏权接到命令之后，深知责任重大，但是他们手底下一共只有1000人不到，而枪支也只有400余支，两个战士都分不到一支枪，他们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黔东独立师的作战范围

黔东独立师的正式番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下设黔东、德江、川黔边三个独立团，由于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掩护红二、红六军团回到湘西与中央红军会合，所以他们并没有采用游击战术。

黔东独立师在与反动派军队开战之初便丝毫都没有退缩，在黔东地区连续作战，仅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打赢了2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也成功地让敌人误以为黔东独立师才是红军的主力部队。

川黔两地军阀立即放弃了追击红二、红六军团，集结重兵对黔东独立师展开了围攻，也是因此红二方面军才得以成功地到达湘西，避免了较大的伤亡，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这才有了后来的红二方面军。

王光泽和段苏权带领的黔东独立师就这样拯救了红军的命运，至少也是挽救了红二方面军的命运。

政委因伤离队却成独立师唯一幸存者

然而黔东独立师虽然在作战中取得了傲人的战绩，但是因为兵力并不多，而且武器装备落后，自身的伤亡也比较大。

不过好在此时他们掩护主力部队回到湘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于是王光泽和段苏权在商旅之下，决定转入群山之中展开游击斗争，以保存黔东独立师的有生力量。

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边打边退，将敌人引入深山之中就到了他们发挥的时候，然而在战斗中什么都可能发生，在带领全能独立师攻打秀山县邑梅镇时段苏权负伤了。

1934年11月26日，由王光泽和段苏权带领的黔东独立师在转移途中准备攻打秀山县邑梅镇，此时的独立师经过了连续一个月的征战，战士们已经十分疲惫，但是身后有贵州军阀王家烈和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追击，黔东独立师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作战。

四川军阀刘湘

邑梅镇守军的实力虽然并不强大，但是对于几乎已经筋疲力尽的黔东独立师来说，也是一块硬骨头，战斗一开始，黔东独立师就遭到了反动派守军的激烈反抗。

原本就损失惨重的黔东独立师，在这次战斗中更是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师政委段苏权在带领部队作战时，被敌军的子弹击中了脚面，因为当时的黔东独立师根本没有医疗队，段苏权没有办法得到救治，最终由通讯班长李木富将他背到了一处山洞中藏身。

段苏权当年藏身的山洞

段苏权知道自己留下来必死无疑，但是如果跟着部队前进只会拖累战友们，便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准备在被敌人发现时与敌人同归于尽。

然而段苏权并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活了下来，还成了整个黔东独立师唯一活下来的人。

黔东独立师全体覆灭，王光泽受尽折磨牺牲

经历过邑梅镇之战后，独立师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成立时还有1000多人的独立师，此时只剩下了不到200人。

段苏权受伤离开队伍后，整个独立师的重担全部都压在了王光泽的身上，王光泽带着这不到200人的部队，进入了贵州松桃县境内，准备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

然而在1934年11月28日清晨，段苏权因伤离开部队的第二天，独立师就遭到了覆灭，当天清晨贵州松桃县境内降下了一场大雾，独立师的战士们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

王光泽依靠着对地的判断能力，带领战士们到达了大板场，然而还不等战士们休息，四周便响起了一阵惊天锣声，随即便枪声大作，火光四起，黔东独立师遭到了敌人的伏击。

战斗持续数10分钟后，黔东独立师的战士们弹药已经消耗殆尽，眼看大雾即将散去，王光泽当机立断准备趁着大雾还未消散，带领战士们杀出重围。

随着王光泽拔出大刀喊道：“冲啊！”

战士们也随即端起刺刀，跟在王光泽身后冲锋，王光泽冲在部队的最前面，一方面是为了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能够选择敌人包围最为薄弱的地方，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拼杀之后，王光泽终于带领战士们突出了重围。

红军战士老照片

突围之后，王光泽与战士们在干坝子进行了休整，看着身边仅剩的一百多名战士们，王光泽感到十分悲伤，黔东独立师成立时，全师上下一共有1000多人，现在却只剩下了十分之一，还大都负了伤。

这个情况在当时他和段苏权接到任务时，就已经预见了，但当他真的面临这样的情况时，仍然感觉到接受不了，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独立师的前途又该怎么办呢？

如果继续留在此地坚持游击斗争，独立师的这一百多名战士们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可能，唯一能够实施的方法，就是分散突围，然后找军团主力。

只是此时的王光泽并不知道，红军主力的日子也不好过，此时的红军主力正在突破蒋介石设下的四道防线，早已经离开了原来的驻地，不过这也是唯一能够让战士们活下去的办法了。

战士们听到王光泽的命令之后，一脸的错愕，根本不舍得离开自己的师长，政委生死未知，他们能依靠的就只剩下这个师长了，王光泽看着战士们不愿离开，便说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现在我们要缩小目标，分散突围出去，然后到湘西找军团主力，现在就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在王光泽的催促下，黔东独立师幸存的战士们这才离开了，王光泽也独自踏上了寻找红军主力的道路。

土地革命时期的民团

次日，王光泽就到达了四川秀山县的上川地区，马上就能回到湖南境内了，然而正在王光泽赶路时，遇上了当地的一伙民团，这伙民团的领头人立即用当地的方言问道：“你是哪里人啊？”

王光泽用自己不太熟练的四川话说道：“我是酉阳县人，准备去湖南投奔亲戚。”

然而这伙人直接听出了王光泽的口音并不是本地人的口音，甚至有些生疏，对此王光泽则说道：“我从小在湖南长大，近几年才回到四川的。”

民团的领头人根本不相信，强制将他带到了永兴乡公所，在这里有人认出了王光泽的身份，并说他是红军的师长，民团的领头人十分兴奋，因为捉到王光泽可以换好几百大洋的赏钱，还能加官进爵。

此时王光泽不知道的是，独立师仅存的100多名战士，也悉数被敌人抓捕并杀害了。

田冠伍驻扎下的酉阳县龙潭镇

于是他们立即通过公所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驻扎在酉阳县龙潭镇的川军第二十一军直属第4旅旅长田冠伍。

田冠伍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派出一个连将王光泽押送到旅部，并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川军军阀刘湘发电请赏。

田冠伍将王光泽押送到自己的旅部之后，先是设宴款待王光泽，宴席上，田冠伍一副为了王光泽好的样子说道：“兄弟我久仰王兄弟的大名，你能征善战，智勇双全是难得的将才，如果兄弟不嫌弃跟着我干，前途定会一片光明。”

见王光泽不为所动，田冠伍继续说道：“刘（湘）司令已经电请蒋委员长委你以重任，只要兄弟给我一句话，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唾手可得，兄弟有什么想法或者要求都可以告诉我。”

王光泽十分愤怒，指着田冠伍的鼻子大骂：“我们工农红军是革你们的命的，你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消灭，等着瞧吧。”

田冠伍见王光泽如此“不识抬举”，恼羞成怒地说道：“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他给我押进大牢！”

田冠伍想要通过严刑拷打的方式逼王光泽就范，各种重刑几乎全都用上了，但王光泽就是不说投降，反而还在受刑时高喊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这下可彻底激怒了田冠伍，他命人给王光泽锁上了沉重的脚镣，然后用两根烧红的粗铆钉将脚镣钉死。

1934年12月21日，四川军阀刘湘已经彻底对王光泽失去了耐心，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命令田冠伍将王光泽就地处决。

田冠伍对王光泽还是比较钦佩的，在临行前并没有告诉王光泽要处决他，而是说要将他送到重庆，将王光泽绑在椅子上，用滑竿带到龙潭镇外的邬家坡荒地上，枪杀了王光泽。

王光泽牺牲时仅有31岁，反动派将其处决后并没有掩埋他的尸体，当地的老百姓在得知烈士被害的消息后，含泪前来掩埋烈士遗体。

发现烈士遗骸，惊动开国少将

自1949年四川酉阳县解放之后，酉阳县人民政府多次组织了寻找烈士遗骸的行动，然而每一次寻找都失望而归。

直到1982年4月，酉阳县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才在邬家坡找到了王光泽烈士的遗体，工作人员惊讶得发现那副脚镣仍然套在王光泽烈士的踝骨上没有取下。

王光泽烈士遗骸被发现时脚上的脚镣

见到这一幕的工作人员都流出了两行热泪，深深地被王光泽烈士宁死不屈的精神所感染，王光泽烈士遗体被找到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曾和王光泽一同战斗过的老战友纷纷前来吊唁。

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段苏权将军，更是泪流满面，跟自己一同战斗了数年的老战友遗骸终于找到了，王光泽烈士的事迹也因此得以流传。

黔东独立师在川河盖战斗中牺牲烈士纪念碑

1983年11月，酉阳县人民政府将王光泽烈士遗骸葬于龙潭镇烈士陵园，并为烈士建塔立碑永远纪念，而那幅一直带在烈士脚踝上的脚镣，也被收藏于酉阳县文管所，成为彰显王光泽烈士功绩的最好证明。

王光泽烈士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了他所坚信的共产主义，无论是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还是敌人的严刑拷打，他都没有屈服，因为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必胜的！

1982年，开国上将杨勇咳嗽不止，医生一摸腹部：肝怎么掉下来了？

杨勇、杨成武、杨得志

前言

在我军擅长军事指挥的开国上将之中，有三位将军被周恩来称为“三杨（羊）开泰”。他们分别是杨得志、杨成武和杨勇。

虽然比起前两位将军，杨勇的“知名度”相对小一些，但他仍然是57位开国上将当中赫赫有名的一位指挥型将领，战功十分突出。

杨勇

1983年1月6日，杨勇将军因病在北京离世，终年70岁。

谁也没能想到，这位一生多次大难不死的开国上将，会因为这种疾病离开我们。一切还要从一场感冒说起……

谁也没想到，小小的咳嗽竟和“死神”连在一起

1981年秋，杨勇经常感冒，还老是咳嗽。虽然这是老毛病，一生病就是肺上出问题。但这次与以往都不一样，吃了不少药就是不见好转。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都劝他到医院去做一次全面检查，但杨勇总是太忙，顾不上。他自信地对大家说：“我身体好着呢！一点小感冒出不了问题，用不着大惊小怪。”

身边工作人员及家人也都了解他的性格，于是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982年11月10日这天，杨勇过去的警卫员孙启增来到了杨勇家。

就在小孙刚走进院子之时，杨勇也刚好开会回来。

后排左二为杨勇

杨勇下了车，大步走过去，很随意地同小孙说：“你来啦，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小孙脱口而答。

“今天是你的生日，咱们晚上吃面条！”

小孙连自己都忘记了自己的生日，老首长杨勇却记在心里。小孙感动地说：“好，今晚咱们吃面条！”

其实，杨勇已经把小孙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小孙也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虽然如今已经不是杨勇的警卫员了，但小孙只要有空闲，就回家来看看。

吃饭时，小孙总感觉杨勇的呼吸特别粗，就对杨勇的夫人林彬说，首长岀气粗，好像与正常情况不一样，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检査一下？

杨勇夫人林彬

林彬看着杨勇，夸奖小孙说：“别看小孙有时有些粗心，可在关键的时候心就是细。”

就这样，杨勇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来到了医院。

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肺部有个阴影。医院经过研究，决定要做手术。

很快，杨勇被推上了手术台。腹腔一打开，发现是癌。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孩子们都揪着心等在手术室外。

切下来的癌组织端出来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手术后，杨勇一直高烧了一周多，总查不出原因。医生们估计说，可能是癌症转移产生的高热。

大家都没敢把真相告诉杨勇。

一年后，癌症充满了整个肝脏，只留下了百分之三的正常肝组织，证实了当初医生们的预测。

1949年杨勇和孩子们在河南合影

其实手术后，杨勇就猜到了，但他不能肯定，有点疑问，于是老盯着当医生的侄女沙瑞平，从这屋跟到那屋。林彬不愿让侄女说破，便找个借口说是慢性阑尾炎。

实际上，杨勇早就明白了。虽然没有告诉他病情，但他心里清楚，他得了不治之症，只是不愿给大家增加痛苦，不说。

一个多月后，医院查出了转移癌。

杨得志到医院来看他，见到平日像拼命三郎一样的老战友，如今面色蜡黄地躺在病床上，便心疼地说：“你现在不要再那么去拼命了，身体不行了哟。你现在最关键的是把身体恢复好，从现在开始下决心休息一年。”

杨勇听后，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他执意不肯地说：“身体不会像想像的那样可怕，我的事情太多，多得就是多给我一年的时间也干不完。”

对于杨勇来说，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幸存者，只要活着就得拼命干！

杨得志

此刻，面对杨勇这样的态度，作为老战友的杨得志还能说什么呢。

最后，经医护人员的建议和诸多老战友老部下的劝说，杨勇仅到无锡疗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病情一度明显好转。

回来之后，他就马不停蹄地继续工作了。

除了中央书记处分工的主持军队工作外，他还坚持总参日常工作，为总参机关的党员上党课。直到他最后一次住院前，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岀了深思熟虑的意见。

如果手术后一直保持治疗状态，也许能够抑制？这一次咳嗽，谁也没把这小小的感冒和“死神”连在一起，谁也没想到“死神”正在悄悄地张开血盆大口。

大家都乐观得过早了。

杨勇在北京军区任司令员期间接见民兵

一天，门诊部专管保健的王主任到杨勇家里为他进行常规检查。

王主任一摸他的腹部，吓了一跳：怎么摸不到肝？作为有几十年临床经验的主任，一时有些不相信自己的手。他再摸了一次，还是没有摸到肝。肝怎么掉下来了？正常情况下，脐下应该摸不到肝，而现在摸到了好大一块。王主任再一摸，说不对，你得去医院会诊一下。

在此之前，杨勇早已感到不舒服，肋下疼，但他一直没说。他怕一说，自己工作的权利又要被剥夺了。直到王主任问，才承认是不太舒服。这天，老二冀平正好在家，他深知父亲的性格，如果父亲要说不太舒服，那就是很不舒服。

第二天，杨勇住进了医院。

医院一检査，有些责怪地说，怎么到现在才到医院来呀。肝胆科的一位主任对身边的秘书有些不客气地说，首长的身体是国家和军队的财富啊，你们要知道保护和爱惜！

然而，这能怪得上秘书吗？林彬和孩子们最清楚。

杨勇和朝鲜老乡剥玉米

检查结果表明，杨勇患的癌是癌症中最凶恶的低分化细胞癌，而且全扩散了，没有手术的可能，现在医院能做的就是尽量延缓他的生命。不能手术，就只能靠药物进行治疗了。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或者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医院只能如此了。

就这样，杨勇再也没能离开过医院。他在医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56天。

面对病房白色的世界，杨勇有时一个人坐在床上静静地想，自己的一生有多少次与死神擦肩：

红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小连只有40多人，到全国解放只有四个人活着了；担任红十团政委时，一年就换了十任团长，不是调动频繁，而是大多牺牲在战场上。

毛泽东与杨勇握手

杨勇常对人说他命大，子弹打不死，病也病不倒，敌人赏多少大洋买他的头，已经把他包围住，他硬是在敌群的包围中走了；红军打长沙，他是连政委，摸到敌人碉堡跟前，让敌人发现了，一颗手榴弹砸在他背上，偏偏手榴弹没响，只把他的背砸了个大包；也是打长沙时，他带着人炸城墙，因为离城墙太近，埋在城墙下的炸药起爆了，炸飞的砖石把大多数的突击队员都砸死了。他趴在树下，一块大石头落下来，卡在树杈上，救了他一命；在长征中，他得了伤寒，给他看病的医生被传染死了，他却出人意料地活了过来；一渡赤水时，土城战斗一枪穿透他的腮部，打掉五六颗牙，这使他的后半生只能用一半真牙一半假牙吃饭，而且常常使人听不懂他说的话，而杨勇笑着说，不仅没死，还给我留下了一个“酒窝”；另一次战斗，一颗子弹在他脑顶犁了一道沟，要是再低那么一点，恐怕就……

杨勇将军的身上，有5处永不消逝的伤疤就是最好的“留念”。

杨勇

最后一次出远门，杨勇想回家看看菜地

在病房里杨勇一直有些神不守舍。一会儿说有这事，一会儿说有那事。或许是他根本就没想到病情的严重程度？

终于，杨勇把他所有要忙的事情都忙完了，来回想了几遍，再也没有什么了。

有一天，杨勇向医生提出想请假回趟家。

他已经念叨了多次要回家看看了。

医生当然有些为难，不让他回去吧，这或许是个后悔一辈子的错误。因为杨勇的病情他们都很清楚，说不定哪天就不能动了；让他回去吧，他身体又太虚弱，弄不好容易出问题，他现在一直是一级护理的重病号啊。

但杨勇固执地一定要回去。

杨勇（左前）

其实，回家也没什么具体事，而且出一趟不近的门，对他日渐虚弱的身体也没好处，家人都劝他不要回去了。可左一想来右一想去，大家最终还是决定让他回去一趟，以满足他的心愿。何况夫人林彬和孩子们也都这样认为。

对杨勇来说，回家还有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最后看看他的宝贝菜地，潜意识中就算是告别吧。

保健护士张颖说，杨司令员出差在外，打第一句话问的是菜地，回来第一件事，也是看菜地。甚至不进屋，把菜地忙完才像是完成了任务。也怪，他不在，那些菜就像蔫了似的，再怎么浇水也打不起精神。只要他在，那些菜不管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水灵灵的，充满生命的活力。

看来，青菜也像人一样是有感情的啊！

终于到家了。杨勇围着光秃秃的菜地转了好久，好像要在地里寻找什么似的，久久舍不得离开。

正是冬大，菜地什么也没有。杨勇是不是要在这里找回失去的记忆？

1982年杨勇和夫人林彬在上海合影

杨勇与菜是有一种特殊感情的。他爱种菜、爱炒菜。一生都这样。刚出生不久，就跟着母亲种菜。母亲是文家市一带勤劳能干的好手，她种的菜就是比别人长得茂盛，长得惹人喜爱。杨勇跟着她学会了这一手，后来转战南北，仗打到哪里，他的菜就种到哪里。

小时候，杨勇家里开了个小饭铺，价格低廉，味道好，在文家市一带远近闻名。小杨勇跟在母亲的后面，学了一手好菜，特别是肉丝炒辣椒和做鱼杂之类，真是做绝了。

抗战时期，有一次团以上的干部开完会正要回部队，杨勇请他们吃午饭。可刚一进饭堂，大家又说不吃了。原来在饭堂门前贴着吃饭的首长请交粮票的条子，而干部们都没有带粮票。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干部都是定量供给。杨勇虽说请客，但人多钱少，吃点米饭还可以，吃菜就困难了。

就在这时，杨勇发现常有当地老乡在湖边打鱼，打上鱼后就地加工，鱼肚鱼肠便扔在地上不要了。他灵机一动，跑到湖边把鱼肠鱼肚都捡回来，洗干净，用辣椒一炒，又营养，又实惠。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之后，鱼肚鱼肠就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

辣椒炒鱼杂

门口的两棵大树也都落尽了叶子。杨勇轻轻地抚摸着院子里一年前亲手栽下的8棵马尾松，点点头，这冬天中的绿色太让人留恋了。

一进屋，杨勇直奔小孙女羔羔的床边。两个半月的羔羔，似乎是有点懂了，一直闭着的眼睛突然亮晶晶地睁开了，冲爷爷甜甜地笑。杨勇在床边足足看了羔羔半个多小时，几次想走，又舍不得离开，逗着跟她说话。

杨勇很喜欢女孩，也许是家里男孩子太多了吧。在老大和老二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女孩的，但刚生下来就死了，这使杨勇很伤心。生老四京京时，杨勇正在朝鲜。听说生了个大胖女儿，乐得合不拢嘴。后来儿女们长大了，他又希望有一个小孙女。羔羔生下时，是夏天，杨勇还没有住院，听说是个女孩，高兴极了，这回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把小孙女抱过来，疼爱地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而现在，杨勇已经虚弱得抱不动小孙女了。

1977 年杨勇和家人合影

炊事员朱学林煮好了杨勇最爱喝的苞米粟子粥，含着泪端上来。

杨勇一向喜欢喝稀饭，他去英国访问，天天吃西餐，特别想稀饭。实在馋坏了，就请大使馆的厨师帮忙熬一锅，三下五除二喝个饱。他一向认为家里的稀饭最好喝，哪里熬的都比不上。出差时间长了，就念叨起家里的稀饭来，先说家里的稀饭好吃，说着说着成全国第一，再说就成世界第一了。大家就笑他，你又升格了。

杨勇似乎意识到这是在家中的最后一顿饭了，不像以前那样三下五除二，而是细嚼慢咽，似乎想把这一段时光留住。

太阳渐渐落下去了，在红通通的云中徘徊又徘徊，像杨勇一样不想离去。

不得不走了，杨勇对欢送的警卫战士说：“同志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警卫战士们哗啦一下子围上来，眼泪禁不住地流淌着。

1980年杨勇和杨得志在农民家中

去世前十几天，杨勇突然想喝蛋花汤

在医院，中医曾问过杨勇的性格，发不发火。孩子们说，父亲几乎不发火，平时也不多说话。中医点点头，开了一个药方。

确实，杨勇蜡黄的脸上总带着真诚的笑容，总是说，我没什么……就是疲劳……想睡觉……

病情急剧恶化。

年底第二次大出血后，杨勇的肚子胀得很大，生命已经垂危。

就在杨勇去世前十几天，他突然很想吃蛋花汤。

住院以来，杨勇的食欲越来越差，到最后，整个口腔全烂了，中药根本喝不下去，谁劝也不喝，除非林彬亲自出马，才万分艰难地喝下去。他是看林彬太痛苦，为了安慰她才勉强喝中药的。

杨勇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任何神药也没有回天之力了。而现在他要吃蛋花汤，大家都一阵惊喜，忙活起来。

蛋花汤

杨勇在床上口述做法，炊事员小朱、夫人和女儿轮番做了一遍。

可他总说味道不对。

没办法，杨勇撑起身体，自己做起来。大家一尝，果然味道鲜美，不同寻常。

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下厨。

“死神”在他面前退缩了，给了他需要的一个月时间，甚至更多。

这时，杨勇已经不再对抗死神了，工作全交代完了，可以离开了。好像不是一去不复返，而是要去公园逛一逛。

1979年杨勇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英国

住进医院4天时，杨勇把儿子冀平叫到跟前，叫他帮忙刮刮胡子……

几十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杨勇一向注意军容，每天早上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都是自己干。可现在实在没有力气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

冀平含着眼泪为父亲刮好了胡子。

该干的事都干完了，时间还有富裕。

每天晚上，杨勇除了看上两眼电视，就是断断续续地回忆往事，他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角落落都想了个遍。实在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就一条一条数着他一生中养过的大狗小狗。

最好的那条狗是抗战时期缴获日军的大狼狗，聪明极了，特别善解人意，但也看不出它有些什么特别。

杨勇陪同周恩来、彭真等人观看夜间射击

朝鲜停战后，保卫干事秦和昌从朝鲜老乡那里抱来了两条狗，一条黑的，一条黄的。一到晚上，黑的自然而然守在杨勇门口，黄的守在政委门口。后来黄狗误喝了肥皂水死了，黑狗没了伴，它就主动当了猫，开始捉老鼠。山上老鼠太多，它顿顿有吃不完的鼠肉。

狗抓耗子是很有意思的，老鼠钻进洞里，狗进不去，急中生智，便往洞里吹气。老鼠被又臊又臭的狗气熏得喘不上气来，只好冒死往洞外蹿。狗早就在洞口准备好了，一爪子一个。杨勇在一边看得真开心。

在新疆养的一条狗最厉害，是从警犬队要来的淘汰警犬，看家极严，晚上就趴在门门，一步也不离开，特别遵守纪律。不过有时也犯点小错误，客人在门外敲门，它就在里面不干了，甚至从门缝里伸出嘴去咬人家的裤腿。

还有一条很可爱的哈巴狗。那是一条圆头圆脑的小哈巴狗，是淮海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的战利品，千里迢迢带到贵州，一叫就摇着尾巴过来了。

1962年杨勇和战士们在一起

狗想完了，杨勇又想起家里养过的一群小动物。

那时打到贵州，战事已经平稳，杨勇家养了一只从国民党那里缴获来的小猴子，一只每天早上学着叫冀平起床的八哥。后来到北京，院子里有一个大笼子，一格一格的，像一座楼房，鸽子、鹌鹑、刺猬……挤得满满的，个个都是那么活泼可爱。

杨勇对那群红眼睛兔子格外偏爱，出门时，常常顺手抓一把黄豆，藏着躲着喂它们。没几天，一大袋黄豆就见了底。

在进入肝昏迷前，杨勇躺在床上还在乐，他想起一个又一个笑话。

他比自己估计的还多活了5天。

医生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总是摇头。

杨成武、杨得志、杨勇

1月4日最危险，医院报了病危。之前已经报过几次病危。

这天，杨勇的精神突然好了一些，他把全家叫来床头，要交代遗嘱。北北赶快准备用笨重的无线电麦克风录音，但怕父亲看到录音机录遗言难过，北北也不敢把录音机放在床头，而是放在隔壁房间。没想到只录了几句话，电池就没电了。

杨勇平静地说：“现在看起来我是不行了，趁现在清醒我给你们留几句话，就算是遗嘱吧。人活70古来稀，今年我就70岁了……我仔细想过，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前头那么多人牺牲了，我活到今天也知足了，党对得起我，当然我也无愧于党……我死后，你们要依靠自己去生活，努力为党工作，身后的事，听从组织安排……

杨勇画像

1983年1月6日，杨勇将军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这位一生多次大难不死的开国上将，就这样永远离开他热爱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