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邪教是什么意思 #

“邪教”为何不是“宗教”？

文/刘立夫

一

“邪教”到底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很困惑人的问题。按照字面意思，“邪教”也就是“邪恶的宗教”或“非正信的宗教”，可“邪恶的宗教”或“非正信的宗教”毕竟还是“宗教”。既然“邪教”还是“宗教”，那公民就有信仰的“自由”，就不能予以打击或取缔。这就变成了一个“语言的圈套”，似乎让人无法辩驳。

人们之所以陷于这样一个“语言的圈套”，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不清楚汉语中“宗教”和“邪教”这两个词的准确含义，没有准确把握东西方对宗教认识的差异性。实际上，汉语的“宗教”是有特定含义的，跟西方的“宗教”、也就是现代语境下的“宗教”一词差异很大。在西方语言中，“宗教”的对应词是“religion”。 《牛津词典》对religion的解释是：①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a god or gods, who has /have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given man a spiritual nature which continues to exis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body. ②particular system of faith and worship based on such a belief. 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对神的信仰”和“基于某一信仰的崇拜系统”。而汉语就大不一样，“宗教”是由“宗”和“教”二字合并而成，最初使用这个词汇的是佛教的禅宗。如《景德传灯录》说：“（佛）灭度后，委付迦叶，展转相承一人者，此亦盖论当代为宗教主，如土无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数也。”禅宗所说的“宗教”，意指“佛陀及历代祖师的教诲”。其中，“教”指佛陀所说，“宗”指佛陀弟子所传，“宗”是“教”的分支，二者合称，就是“宗教”。这个佛教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完全是两回事。

现代汉语所说的“宗教”，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词。据学者考证，“宗教”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翻译者根据的是《易经》“圣人以神道设教” 一语转译而来。但《易经》所说的“神道设教”，却是一个地道的褒义词，即“神其道而设其教”，乃“化民成俗”之意，是“圣人”治理天下、教化人民的“正道”。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道”，还是“教”，都是褒义。中国在夏、商、周三代就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被称之为“先王之道”；在先秦时代，王官失守，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各自提出一套治理天下的方案，推崇自家之“正道”；汉代以后，儒学独尊，佛教传入，道教创立，儒佛道“三教”被封建统治者列为“正教”。以此而言，“宗教”在汉语中实际上就是“道”或“教”的意思，“道”指“正道”，“教”指“正教”。《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也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道”、“教”是与“德”、“善”在一起的。故有学者认为，英语“religion”一词的最佳对应词应是“道”或“教”，而非古汉语中原本意义上的“宗教”。这实际上是一个翻译的转换问题。

如果按照汉语的本意，将“宗教”归类于“正道”或“正教”，那么，“邪教”就肯定不属于“宗教”。可是，在西方的语言环境下，“邪教”同样也是“宗教”。西方所说的“邪教”，指的是由基督教正统信仰分化出来的“异端”教派，要么是基于对个人狂热崇拜的异端教团，要么是新兴的异端组织，这样的异端教团或组织，可以用英语中的cult和源于古法语的sect来表示，虽然都是“异端”，但没有离开“信仰”的范围。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之所以不对“邪教”定性，就是因为宪法保护公民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有些国家甚至规定，政府不可探询宗教信仰的正确与否，政府无权检验信仰的真实程度。很多学者深受西方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在讨论“邪教”的定性问题的时候，用的就是西方这个宗教和法律意义上的标准，这是很容易造成混乱的。西方所说的“邪教”，指的是宗教的“异端”，宗教的“异端”归根结底还是“宗教”，法律上是允许自由信仰的；而中国所说的“邪教”，指的是政治的“异端”，政治的“异端”归根结底就不是“宗教”，法律上是被禁止的。所以，在翻译中，汉语的“邪教”在英文中找不到准确的对应词是不足为怪的。

二

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自汉代开始，历经魏晋隋唐，再经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几乎都出现过“邪教”，也都有过打击“邪教”的记录。“邪教”一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所说的“邪教”，有一种类型与西方的所谓“邪教”意思相近，那就是宗教意义上的“邪教”。唐朝初年，太史令傅奕代表道教向唐高祖上书，称佛教为“胡佛邪教”；佛教方面则以牙还牙，亦称道教“妄传邪教”。这是历史上道教与佛教的宗教“正统”之争。据考证，这是汉语中将“邪”和“教”联用的最早例子。宋代的天台宗僧人志磐在《佛祖统纪》里就攻击当时流行的“摩尼”、“白莲”、“白云”三派：“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犹五行之有涉气也。”这里说的“假名佛教以诳愚俗”也就是“附佛外道”，即佛教的“异端”。中国古代宗教意义上的“邪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本门正统宗教所衍生出来的“邪教”派别。如由佛教派生出的“大乘教”、“弥勒教”，由道教派生出的“白阳教”、“八卦教”，还有由几种正统宗教综合衍生的“异端”派别，如由佛教、道教、摩尼教等派生出的“吃菜事魔教”，等等。二是某一宗教以自身为“正宗”，将不利于本教发展的其他宗教贬为“邪教”。这便是所谓的“附佛外道”或“道门异类”。中国古代这种宗教意义上的“异端”，比较接近于现代西方国家所指的“邪教”，即英文的“cult”和“sect”。

不过，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政治意义上的“邪教”，也就是历代王朝确定的非法组织或非法宗教团体。它既可能是政府不认可的邪恶组织或宗教“异端”，也可能是政府认可过的“正统”教团。东汉时期出现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是因以宗教的外衣为号召，对抗朝廷，被政府贬为“米贼”、“妖道”加以镇压，即是政府不认可的非法组织。佛教、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等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是受到礼遇的合法“正统”宗教，但在某一特殊时期，也可能被政府看成是“邪教”。这类案例也有不少，如北魏太武帝灭佛时下诏有云：“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北齐武帝灭佛时下诏有云：“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唐武宗灭佛时诏称佛教为“区区西方之教”，等等。

比较而言，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所说的“邪教”即是政治意义上的“邪教”，而非宗教意义上的“邪教”。更为确切地说，中国历代的“邪教”，政治意义要大于宗教意义。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中国古代不是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教权大于王权；而是“以政管教”，王权大于教权。所以，当宗教意义上的“邪教”还没有上升到政治问题的时候，即使是被某一正信宗教说成是“邪教”，也不会受到政府的多大。而一旦某一宗教危及当朝的根本利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极有可能被政府定为“邪教”。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把一切反对或危害其统治的宗教派别和那些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组织斥之为“邪教”，主要出于维护其自身统治的政治考虑，这也是中国历代界定“邪教”的最核心、最根本的标准。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历代政府都不认可“邪教”为“宗教”，都旗帜鲜明地打击“邪教”、保护“宗教”。“邪教”在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名词正式被官方使用，出现在明代万历朝以后。在此以前，政府对“邪教”多称“左道”、“妖道”、“邪门外道”。清代以后，“邪教”一词作为特定政治概念大量出现在官方的文献中。像“八卦教”、“清水教”、“离卦教”、“坎卦教”、“圣贤教”、“九宫道”、“罗教”、“斋教”、“黄天教”、“弘阳教”、“清茶门教”、“大乘教”、“青莲教”、“灯花教”、“先天教”、“天理教”、“圆顿教”、“悄悄会”、“收元教”、“收圆教”、“一贯道”等各色“邪教”名目频繁出现于清代历朝上谕、臣工奏折和各级政府的告示中。这些“邪教”派别或出于佛，或出于道，或出于儒，或出于儒佛道三教的混合，但政府绝对不会将这些“邪教”当成是“正教”。清世祖顺治曾下谕旨称：“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嘉庆皇帝也下谕旨称，“邪教”只不过是“假烧香治病为名，窃佛经仙篆之语”，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辅翼王化”的释教、道教完全不同。很显然，在清代官方的立场中只有“儒、释、道三教”可以“正人心”、“为善去恶”，是正宗之“教”；而各种名目的“邪教”仍然是“邪门左道”，不足称“教”。可以说，从汉代到明清，我国历朝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邪教”是“宗教”，“邪教”从来就是“左道”、“妖道”，其根据就是“邪教”的“左道乱政”或“妖道惑民”。

三

当今，我国的法律对“邪教”作出了明确界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这个入木三分的法律定性，也十分鲜明地将“邪教”排除在“宗教”之外，与我国历代不认可“邪教”是“宗教”的传统是一致的，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汉语的表达习惯。它对我们进一步认清“邪教”的本质，进一步廓清“邪教”与“宗教”的区别，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科学准绳。

是不是邪教，三种状况一般就能辨识

不久前，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组织一批曾误入邪教歧途的人员到当地弘源寺体验正信宗教。为参与体验的“法轮功”原练习者们在参加完出坡（劳动）后在弘源寺前开心地合影留念。

不久前，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组织一批曾误入邪教歧途的人员到当地弘源寺体验正信宗教。为参与体验的“法轮功”原练习者和志愿者在认真抄写佛经。

“说实话，那时候信‘法轮功’，真的是误信，不知道它是假佛法！”在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法轮功”原练习者李伯笑着告诉。上世纪90年代初，李伯接触到“法轮功”，“那时正好想寻个精神寄托，他们刚好打着佛教旗号，利用一些佛教的说法、仪式等，那时我也不懂，就信了，后来越陷越深。”

幸运的是，在社会各界积极帮助下，李伯最终从“法轮功”邪教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不久前，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组织一批曾误入邪教歧途的人员到当地弘源寺体验正信宗教，李伯主动报了名。“去正规宗教场所体验后，我终于切身了解正信宗教。‘法轮功’骗了我那么多年，真是太毒了！”

“正胜邪则治而安”。早在去年6月，省佛教协会、省道教协会、省伊斯兰教协会、省天主教爱国会、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联合《反邪教倡议书》，倡议全省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认清本质，识别邪教；坚定立场，爱国守法；以身作则，坚决抵制。

“近年来，邪教组织通常冒用宗教的名义，盗用并歪曲宗教术语，招摇撞骗，蛊惑人心，扰乱社会，残害生灵，成为现代社会的毒瘤。”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毅说，邪教不是宗教，二者在信仰对象、教规教义、活动方式、出入自由度和社会功能等五方面有着本质区别。另外，还可以从是否把活的教主称为神、是否贬低宗教经典及是否疯狂敛财三种状况辨识。

体验正信宗教，辨清邪教伪装

禅坐、出坡、抄佛经、吃斋饭……不久前，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组织曾误入邪教歧途的人员到弘源寺体验正信宗教。活动为期两天，吸引了近20名“法轮功”原练习者报名参与。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23岁。

“说实话，像我这代人，对佛教大概也都有个模糊认识，很多人还或多或少去过寺庙拜过，但总体很模糊，就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教，但它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具体的教义、仪轨，我们很少懂，所以当‘法轮功’稍微用假佛法包装了一下自己，我们就轻易着了道。”活动体验者张姨说。

张姨此前是深圳某学校的数学老师，工作体面，收入也不错，家庭幸福美满。上世纪90年代末，张姨误入“法轮功”邪教，家境从此一落千丈。为了专心“信教”，她甚至把工作都辞了。

“其实最初我就是想礼佛保平安，却不曾想竟然误入了‘法轮功’，而且被它一害就是十几年！”张姨说，在披着佛教外衣的“法轮功”蛊惑下，她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以致跟着他们干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上访啦、非法传播啦、绝食对抗啦，等等，我当年都干过……”

在两天活动中，体验者们与弘源寺僧侣同吃同住，真正体验了一番正信宗教的仪式，如“禅坐”。

佛教里的“禅坐”，在“法轮功”那儿叫“练功”打坐，虽然表面上看都是闭目盘膝而坐，但二者有本质差别：法轮功“练功”打坐是为了修炼“神功”，而佛教更多的则是追求内心宁静。

“法轮功”的“打坐”，实际上是从佛教中“偷”来的。据凯风网此前报道，李洪志的早期合作者宋炳辰回忆，李的“法象”是宋“遵旨”伪照的：先为李洪志拍一张身着黄色练功服打坐的照片，再剪纸做一个莲花瓣，然后把打坐的照片拼接在莲花上，并在背景上画上光晕充当“佛光”，最后摄影制版而成。

“邪教要创造出新的术语并让信徒广为接受并不容易，这需要一个过程，且其内涵的‘私货’容易被社会公众识别和抵制。因此，邪教往往会借经典宗教教义和广为人知的宗教术语来兜售‘私货’。”陈晓毅说，因为要兜售“私货”，邪教对这些经典宗教教义和广为人知的宗教术语的阐释，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偏离正统宗教。

“这种‘偏离’经常是故意的甚至是恶意的。”陈晓毅说，李洪志对佛教“法轮”概念的恶意误读就比较典型。

他解释说，佛学辞典一般将“法轮”解释为“佛法的喻称”，且指出以轮比喻佛法的三个含义：催破众生罪恶、辗转传播而不停滞和圆满无缺，而李洪志则将“法轮”神秘化、巫术化了，并将给修习者体内装“法轮”和教人练“法轮”的特权紧握在手里，为自己借教敛财、推行教主崇拜、对教徒实行精神控制奠定基础。

“经过这次体验，让我对正信宗教以及邪教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有了这两天的直观、切身体验，以后在帮助其他还未走出邪教歧途的受害者时，我们就更有话说了！”张姨高兴地告诉。

学习反邪知识，僧侣成为反邪力量

本月中旬，新学期伊始，位于深圳的本焕学院专门邀请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的杨晓婷，为2018级新入学学僧上了一堂生动的反邪教知识培训课。本焕学院由高僧本焕于2010年创办，是培养宗教人才的高等佛学院。

“日常生活中接触过邪教吗？”“知道中国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有哪些吗？”课程开始前，杨晓婷特意对学僧做了现场调查。随后，她才切入主题，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在我国活动较为突出的邪教组织种类，着重讲解了冒用佛教和道教教义的邪教组织。

“在今后的弘化道路上，我们要积极劝导广大信教群众认清邪教面目，远离邪教组织。”课后，学僧们纷纷表示。

去年以来，深圳市法制教育学校特派老师为当地寺院僧侣讲授反邪知识，成为深圳市探索利用正信宗教资源、增强反邪力量的一项有益尝试。“比如现在我们跟弘源寺的合作，除了组织相关人员去寺庙体验之外，也会派老师来寺庙给僧侣们讲课，对各方都是有益促进。”杨晓婷说。

在双方交流学习中，很多涉邪教的疑难问题愈辨愈明。如，传统宗教和邪教往往都会提到的“末世论”问题，双方逐渐有了更深入的共识：

传统宗教并不刻意排斥现世，相反却在相当程度上现实生活的安乐与福祉，宣传“末世论”无非是劝人抑恶扬善，对人能起到一定精神安慰、劝勉和鼓励的作用。而邪教往往宣扬具体的、极端的“末世论”，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在交流和探讨中大家更加明白：传统宗教不会鼓吹教主个人崇拜，但邪教组织往往通过制造教主崇拜，蒙骗群众加入。

“邪教大多有一个具有克里斯马型人格的、有蛊惑力的教主。教主为了实现其权力欲望，通常会采取各种手段、渠道提高自己的地位乃至于神化自己，其他核心组织成员在教主授意下，配合采取各种手段神化教主。通过这样的包装，教主树立自身在膜拜组织内至高无上的权威。”陈晓毅进而分析称。

“通过加强与宗教组织的深入合作，我们的反邪教工作正不断打开新局面。下来，要把相关合作经验规范化、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推动双方更深入合作。”深圳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

■专家访谈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毅：

邪教信仰在本质上是教主崇拜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因自然、社会、认知和心理四个方面的根源，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将长期存在。

传统宗教与邪教有何区别？邪教在发展初期热衷于“依附”宗教的原因有哪些？如何识邪辨邪拒邪？本报专访了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毅。

从五大方面可以辨识正邪

南方日报：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打着宗教旗号、四处招摇撞骗的邪教，实际上却与宗教格格不入。传统宗教与邪教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陈晓毅：具体说来，宗教与邪教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信仰对象、教规教义、活动方式、出入自由度和社会功能等五大方面。

一是信仰对象不同。宗教信仰抽象的神灵，而邪教信仰在本质上是教主崇拜。区分宗教和邪教，最重要的就是看其中的“至高无上者”是无限的、超越的“神”，还是有限的、功利的“人”。邪教教主通过各种谎言和欺骗手段进行自我神化，其核心同谋和一些不明真相的追随者亦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神化。于是，本是凡夫俗子的教主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世间唯一的“救世主”和宇宙的“主宰者”。

二是教规教义不同。宗教传承经典，而邪教编造邪说。邪教教义大多是剽窃、盗用宗教术语，加以故意乃至于恶意的歪曲，从而编造出来的歪理邪说，如“法轮功”的《转法轮》、“全能神”的《东方发出的闪电》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分别剽窃盗用了佛、道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的经典教义。

三是活动方式不同。宗教活动公开透明，邪教秘密结社。宗教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一套崇拜仪式和其他宗教活动的仪轨，是公开的、开放的，教内教外的人均可了解甚至参与。邪教活动则比较诡秘，内部组织严密，活动或“夜聚晓散”或秘而不宣，外人难窥其里。

四是在出入组织方面的自由度不同。宗教在入教和出教方面都比较自由，邪教则大多要付出较大代价。在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中，宗教信徒可以今天信而明天不信、现在信而下一刻不信，而身入邪教则会受到精神上的洗脑和人身自由的控制，要脱离需付出较大代价，被残害乃至被剥夺生命。因此，邪教与“恐怖主义”“黑社会”被统称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毒瘤。

五是社会功能不同。宗教以正功能为主，邪教以负功能为主。宗教在历史长河中，与其他社会子系统充分磨合，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而邪教因其教义上的异端性、教主思想上的极端性及教团行为上的破坏性，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关系比较紧张，有的甚至经常处于冲突状态。这就是邪教经常导致本来平静的家庭纷争不已，导致本来稳定的社会矛盾骤起的主要原因。

邪教常以贬低宗教标榜自身

南方日报：目前，中国反邪教协会提醒公众注意的邪教共有20种。其中，“法轮功”“观音法门”等4种邪教假冒“佛教”，“全能神”“呼喊派”等16种邪教则假冒基督教。邪教在发展初期热衷于“依附”宗教的原因有哪些？

陈晓毅：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看到宗教在千方百计地与邪教撇清关系，而邪教在发展初期则想方设法地“依附”宗教。我国历史上和现在都出现了各种“附佛外道”“附道外教”，基督宗教传进来之后又出现了各种冒用基督宗教名义的邪教。归根结底，邪教之所以“依附”于宗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搭宗教便车发展信徒。在发展初期，邪教如果在各个方面都以与以往社会文化现象完全不同的形象展现出来，绝大部分人是不容易接受这种陌生事物的。不依附于宗教，就没人相信。一些邪教利用和宗教的表面相似性，到合法宗教活动场所或非法宗教聚会点拉人入教，也是一种明显的搭便车行为。

其次，借宗教名义躲避法律制裁。在当代世界，宗教信仰自由理念成为各国主流，相关法律法规也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邪教包藏祸心，为非作歹，自知早晚会受到法律惩处，因此想方设法改头换面，将自身包装成宗教的样子，最终起到绑架宗教信仰、混淆信仰市场、躲避法律制裁的作用。

最后，通过贬低宗教来标榜自己的地位高。这是在邪教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采取的手段。李洪志就把传统佛教教法贬低为“初级层次”，目的是为了说明其“佛法”是“高级层次”。

有这三种状况一般都是邪教

南方日报：群众应该如何识邪辨邪拒邪？

陈晓毅：辨别正统宗教和冒用宗教名义的邪教，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把还活在世上的教主称为神、上帝的，一般都是邪教；

其次，攻击、贬低、歪曲宗教经典典籍的，一般都是邪教。

最后，疯狂敛财的膜拜组织，一般都是邪教。这些组织会大肆宣扬世界末日，恐吓人捐出家产。比如此前有几个福建的私人企业家被“全能神”蒙骗，把企业变卖后的钱都“捐”给了邪教组织。

我省宗教界人士自觉行动正本清源

发动正信宗教壮大反邪力量

广州成立广州街坊·华峰义工服务队、汕头市扎实推进宗教界反邪教工作、湛江市举行反邪教大型宣传活动……广东各地通过大力发动各类宗教界人士在反邪教工作中的作用，将丰富的正信宗教资源转化为反邪教力量。

“珍爱生命，远离邪教！”不久前，广州市黄埔区专门成立了广州街坊·华峰义工服务队。服务队成员由佛教圣地华峰寺常住僧侣、常住居士、登记义工、信众及黄埔区关爱小分队队员组成，队长由华峰寺负责人释贤竹大法师担任，首批队员100人已招募完毕，目标发展队员1000人。

服务队将常态化开展反邪教宣传进社区活动，上门对邪教人员进行帮教巩固，对高龄孤寡老人、社区贫困低保户等探访慰问活动，组织各类公益讲座，开展社会面巡防，收集社情民意，及时掌握涉邪教等各种社会动态，充分发挥宗教界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力量。

汕头市积极引导全市宗教界反邪教问题，切实把好“四关”，即是把好“认识关”，从思想上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把好“场所关”，杜绝邪教人员混入场所非法传播；把好“讲台关”，提高讲台人员讲经布道的素质；把好“制度关”，强化宗教场所反邪教的制度保障，从而充分发挥爱国宗教团体作用，坚决抵御邪教的渗透。

湛江近期举行了主题为“宗教抵御邪教、建设平安湛江”的大型宣传活动，旨在发挥宗教正本清源、扶正祛邪的作用。下来，湛江还将开展三大活动：一是反邪教宣传进宗教场所活动。二是加强宗教场所阵地建设，坚决防止邪教组织渗透和侵蚀。三是举办宗教知名人士电视访谈活动。

茂名全市5条少数民族村和99间宗教场所均在显眼位置设立反邪教宣传专栏、张贴宣传标语，宗教界人士以正信正行参与到反邪教工作中，担当社会责任，净化社会环境。

“长期以来，‘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肆意歪曲、诬蔑、盗用佛教名词术语，大肆宣扬歪理邪说，危害社会。作为宗教界人士应该自觉担起大任，义不容辞地充当反邪防渗的宣传员。同时积极为信众释疑解难，正面引导信众遵纪守法，弘扬正信，反对邪教。”释贤竹大法师表示。

文/：南方日报

邪教在疫情中的丑行以及根源

当地时间10月2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证实自己和夫人梅拉尼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并将立即开始隔离。在世卫组织举行的新冠肺炎例行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全球每周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量大概为200万例，全球死亡病例已超过100万例。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当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战，取得抗疫重大战略成果，还有力支持了全球抗疫，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而自称能操控宇宙一切的邪教教主“大神”们，却唆使其信徒搅扰抗疫，抹黑中国。下面笔者就邪教在疫情中的丑恶表演，剖析其深层原因，以帮助读者看清邪教的邪恶本质。

——邪教在疫情中的丑恶表演

邪教教主借疫情装神弄鬼。邪教“法轮功”教主李洪志自诩是“宇宙主佛”，2020年3月所谓经文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人应该向神忏悔，这才是灵丹妙药”；邪教“全能神”教主赵维山在《国度时代神的说话》中说：“各样的瘟疫正在发作，各种邪灵很多，只有我是真神，只有我是你的避难所。”

邪教编造躲避疫情的“妙招”。邪教“法轮功”宣称反复念“九字真言”比戴口罩、勤洗手更有用，教主李洪志吹嘘：“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全能神”邪教宣称只要诚心信他们所谓的“神”就能防治疫情、消灾避难。然而，病毒没长眼睛，不分种族、也不分贵贱、更不分是否邪教信徒，在今年3月3日“全能神”组织发表的《瘟疫期间应注意的事项》里，就自曝“近期有牧区接待家染上了病毒”。

邪教借疫情拉人入教。邪教利用人们因疫情产生的恐慌心理，谎称加入他们的组织能“得救”“保平安”，诱人入教。如今年2月15日，“全能神”邪教教主声称“鉴于瘟疫越来越大，这正是神选民传福音见证神的最好时机······神选民都要坚持传福音·····光顾躲避灾难没有真实见证，神绝对不称许，必须尽上本分才能经历神的作工”，以此逼迫信徒要加紧传教拉人。

邪教借疫情抹黑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在美国大面积暴发之前，“法轮功”邪教组织声称疫情发生严重的国家都是与我国关系好的国家，这是“神”对中国的惩罚。之后，他们勾结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民运、港独等分子，企将病毒政治化，对我国进行攻击、污蔑。还有“故意制造病毒”“秘密生化武器”“间谍偷渡病原体”等涉及新冠肺炎的五大谣言，都是邪教组织与反华势力勾结出来的。

邪教借疫情聚敛钱财。今年3月20日“全能神”《关于传福音工作的纯正领受与实行原则》称，新冠肺炎疫情是末世来临的征兆，“全能神”只拯救那些“忠心尽本分为神花费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灾难中蒙神保守剩存下来”，意思是说那些不给钱的，只有死路一条。

——邪教借疫情灾情捣乱已成惯性

邪教的本性就是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邪教的存在，其残害生命、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现实危害就一定会伴随而生，而借助天灾人祸造谣惑众、祸乱社会、扩大其影响已是其本性使然。

历史表明，邪教在发生疫情灾情中祸乱社会的事例不胜枚举，如民国时期全国性霍乱时，邪教“白莲教”造谣“疫神下凡”，造成大恐慌；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法轮功”邪教竟提出派人设法接近医治非典病人，传染上病毒后带往全国各地，以造成疫情蔓延；2008年四川“5·18”地震，邪教“法轮功”造谣说，地震是对“邪党”的惩罚；无独有偶，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邪教“全能神”鼓吹地震是“全能神”的“惩罚”，声称“唯有信（全能神）”才能幸免”。为此，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造谣惑众、祸乱社会是必然。

——邪教捣乱疫情的根源

邪教对信徒精神控制的结果。邪教的精神控制主要是通过瓦解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使个体彻底改变对自己的经历和个性的看法，灌输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使自己依赖某个组织和个人，并成为该组织的工具。如邪教“法轮功”自传播以来，采取神化教主、编造“消业治病”“圆满当神”“法身保护”等歪理邪说引诱、控制、恐吓信徒，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使信徒逐渐丧失思维能力和辨别能力，对邪教教主惟命是从。疫情以来，按照李洪志的旨意，“大法弟子”违背科学、罔顾事实从事违法活动，还以为自己在干善事，这是精神控制的结果。

邪教招兵买马的需要。邪教教主是靠信徒的“惟命是从”满足其被崇拜的虚荣心；靠信徒的“奉献”“慈惠”满足其聚敛钱财的需要，邪教教主必然采取一切手段引诱更多的信徒跟随。而每当疫情灾情发生，邪教教主就会利用人们的恐慌和无知心理，充当救世主、贩卖“免灾的灵丹妙药”，蒙骗一些祈求其庇护的人加入其邪教组织中。今年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邪教“法轮功”宣传只要信“神”、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免受新冠肺炎病毒的侵害；邪教“全能神”开出的“避疫妙方”，同样是引人入教的骗术。

邪教为发泄对中国政府的仇恨。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姑息邪教。依法打击和惩治邪教同样是我国政府的一贯做法，如建国初期严惩“一贯道”邪教组织、改革开放时期取缔“实际神”“主神教”等14种邪教，1999年依法取缔邪教“法轮功”。惩治邪教必然引起其不满，如邪教“法轮功”因其残害生命、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邪恶表现，被中国政府曝光并依法惩治后，就成为邪教“法轮功”人员眼中的“恶党邪灵”，他们常常借助疫情灾情，造谣说“天灭中共”、“神罚邪党”“淘汰恶人”等。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主李洪志发表所谓的经文《理性》，说新冠病肺炎是有目的而来的，是“神要铲除它，与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由此可见李洪志这位大神“制造”疫情的目的还是为报私仇、发私愤。

邪教为向主子邀功请赏。被我国政府依法取缔的邪教头目大都潜逃美国，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和豢养下得以苟延残喘，其存在的需要就是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他们视攻击中国政府为己任，以博取反华势力的欢心，争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今年疫情期间，“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捣乱抗疫活动从未停止，如邪教“法轮功”教主李洪志教唆弟子：“目前中国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大法弟子是末世救度的使者，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理性》）。当“大法弟子”走出去对抗法律、对抗政府，就成了反华势力的走卒，邪教“法轮功”在西方主子面前就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

杭州西湖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目前各国正处于四种不同的情况之中。一些国家迅速控制住了病毒，避免了大规模疫情的暴发；一些国家暴发了大规模疫情，但控制住了疫情并持续遏制病毒；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控制住了病毒，但由于放松了经济和社会限制，病例数量有所增加；最后，一些国家仍处于密集传播阶段。谭德塞强调，全球各地区都有国家证明，凭借强大的领导力、清晰而全面的战略、持续沟通以及人民参与，扭转形势永远不会太晚。

而中国，正是凭借强大的领导力、清晰而全面的战略、持续沟通以及人民参与，扭转了疫情形势。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1日，长假第一天，全国预计约有5.5亿人出游，多地高速拥堵上了热搜。国庆和中秋撞了个满怀，八天长假，双节同庆，车水马龙，国泰民安。这就是中国迟到了九个月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