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烤箱的简单芒果慕斯蛋糕6寸（蛋糕十四寸有多大）

做法步骤

1、饼干用机器打碎，没有机器的可以用擀面杖打碎，不麻烦，很快

2、黄油隔水加热至融化，碎饼干加入融化的黄油

3、用勺子压紧实压平正放入冰箱冷藏备用

4、芒果用辅食机或者搅拌机或破壁机打成泥

5、这是打成泥状的芒果

6、吉利丁片放冷水10分钟至软化，将沥干水分后的吉利丁片放进芒果泥里加热小火搅拌至融化

7、搅拌融化后放置备用

8、淡奶油打发至6分，电动搅拌器突然坏了，我手打的，打发至有点纹路，提起搅拌工具有角的纹路不会轻易散去即可，打发奶油的照片忘记拍了

9、接下来把打发好的淡奶油和芒果泥搅拌在一起

10、加入芒果肉，不要放中间和周边，会影响蛋糕的美观，全部倒入后，放冰箱冷藏1小时以上

11、镜面部分:吉利丁片放冷水泡3分钟，加入40毫升的温水加入芒果泥搅拌，我是用小火加热的，然后用网筛还过滤了一遍，快速倒入蛋糕模具中，由于我把多余的一点镜面液体又再一次倒入已经有了镜面的蛋糕上面，导致不光滑了，画蛇添足别学我，放置冰箱过夜

12、吹风机吹蛋糕边缘，脱膜

13、还是很棒的

14、加上你喜欢的装饰品，好吃好看又美味，好了，我要去开生日趴体了。

15、开吃啦，我放的糖比较少6寸的蛋糕放30g 糖就可以了，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一点也不腻，没用烤箱也不会上火

小贴士

芒果本来就是酸甜的，不喜欢太腻的朋友可以放少糖

做菜好吃都有技巧，我的每道菜都有小妙招，大家搜索“豆果”可以直接查看我的菜谱！

喜欢这个食谱记得收藏、关注哦！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对这道美食的建议。

市场超百亿却严重依赖进口 医用同位素国产化难在哪

目前，我国堆产医用同位素超90%依赖进口，且种类较少，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同位素治疗会创造更多可能。为推动医用同位素发展，国家原子能机构、科技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提出，要多措并举实现我国医用同位素的自主供应，逐步解决我国医用同位素严重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退休前，老曲在动物园研究动物。84岁时，他被查出前列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出现骨转移。

在侄子的搀扶下，老曲走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这是他想拼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个科室的患者大多是和老曲一样预期生存时间较短的癌症病人，尝试多种疗法无效，走投无路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新兴的核医学科。

老曲很幸运。借助当时在国内获批不久的放射性药物二氯化镭-223，他的前列腺肿瘤PSA指标逐渐回归正常，生活自理能力得以恢复。

这款放射性药物中的“杀手锏”正是医用同位素。

“同位素应用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中，这是同位素应用的一个成功案例。但目前我国堆产医用同位素超90%依赖进口，且种类较少，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同位素治疗会创造更多可能。”2月，在北方寒风料峭的夜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辰感慨。

实现医用同位素的自主供应，事关健康中国战略。

此前，为推动医用同位素发展，国家原子能机构、科技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提出，要多措并举实现我国医用同位素的自主供应，逐步解决我国医用同位素严重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百余种同位素被用于医学领域

同位素，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藏匿于日常之中。比如，烟雾警报器中使用的镅-241，检测幽门螺杆菌的呼气试验使用的碳-14，都是同位素。从学理上讲，具有相同质子数、不同中子数的同一元素的不同核素互为同位素。

同位素有两类——放射性同位素和稳定性同位素。与稳定性同位素不同，放射性同位素在无声中发生衰变，利用其衰变产生的各种射线，可对人体体内组织进行检测或治疗，实现治病救人。

1926年，美国波士顿的内科医生卢姆加特使用放射性氡研究人体动、静脉血管床之间的循环时间，并因此被誉为“临床核医学之父”。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了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生产的探索。

1958年，随着中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建成，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启动首批放射性同位素试制工作。同年10月1日，33种放射性同位素试制成功，开辟了我国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生产的新纪元，也为日后生产同位素积累了可靠资料。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薛小刚告诉记者，作为我国最早研制、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该院曾陆续研制开发出裂变钼-99、氟-18、碘-125、干法碘-131等多种主要医用同位素，以及锝-99m发生器、碘-131口服液、碘-125粒子源等一批放射性药物。其中，裂变钼生产技术是医用同位素制备中难度最大的。

1998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所缪增星带领团队攻克从高浓铀靶中提取医用裂变钼的技术，并因此摘得我国同位素领域唯一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任中国核学会同位素分会理事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罗志福是获奖团队的骨干成员之一。

在四川绵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物院二所）开始了同位素事业。1980—1996年，该所先后开发了锝-99m发生器、碘-131口服液、邻碘-131马尿酸等放射性药物并供应市场。

其间，中物院二所因搬迁、地震等原因一度中断医用同位素生产。近些年，随着新建的中国绵阳堆满功率运行和同位素设施逐步启用，中物院二所陆续恢复相关资质和生产能力，并实现了碘-131口服液规模化稳定生产，率先建成年产千居里无载体镥-177生产线，填补国内空白。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以前大家都觉得同位素有辐射、有危害，接触后才发现科学使用时利大于弊，还能治病救人。”

如今，放眼全球，有100多种放射性同位素被用于医学领域，其中30多种可用于诊断和治疗疾病。“临床上，医用同位素可用来治疗甲状腺癌、神经内分泌肿瘤、前列腺癌、晚期肝癌等疾病。”杨志说。

2018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展基于镥-177的PRRT前瞻性临床研究。

在招募患者过程中，项目负责人之一于江媛认识了福建姑娘徐娅。当时读高三的徐娅，被检查出患有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一种曾夺走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生命的癌症。

在接受切除肿瘤的外科手术后，经过权衡，徐娅放弃了化疗和靶向治疗，进入于江媛的临床实验组，尝试尚未在国内获批的PRRT疗法。

4年过去了，治疗期间，徐娅从北京一所医科大学毕业后，成功申请成为香港大学研究生。在“带瘤”生活的这段日子里，癌症的阴霾似乎正在逐步散去，她又开始享受生活的种种美好。她爱小动物、爱生活，偶尔跟于江媛分享口红色号。

于江媛对徐娅念念不忘，“很期待更多医用同位素用于临床，带给人们希望”。

依赖进口的供应链面临变数

扎根核工业领域近40年的罗志福清楚记得近年来的两次国际收购行动。

2017年和2018年，瑞士药企诺华实施了两次国际收购，相当于豪掷60亿美元买了两个放射性药物。罗志福说，这让外界看到了放射性药物和医用同位素的应用前景并为之震撼。

“我国医用同位素实际需求量将会呈现爆发式增长。”中物院二所同位素研究室主任杨宇川说，“以核医学常用的钼-99、碘-131、碘-125、镥-177为例，预估每年将分别以5%、15%、20%、30%的速度增长，发展潜力极大。预计2022年中国同位素的医疗应用市场规模可以增至数百亿元。”

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同辐）总经理王锁会也认为，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公众更加关注健康，人们对放射性药物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医用同位素成为“投资洼地”。

社会需求的刺激之下，医用同位素的自主化稳定供应备受关注。

现阶段，医用同位素最主要的生产手段依然是借助反应堆辐照。我国目前有5座反应堆具备生产医用同位素的能力，但受多种因素限制，暂时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杨宇川表示，当前，仅中物院二所能自主稳定生产碘-131和镥-177，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具备小批量生产锶-89和碳-14的能力，而其他反应堆均未进行放射性同位素的批量化生产。

“临床诊疗使用最广的其他核素如钼-99、碘-125则全部依赖进口。”王锁会说。

王锁会介绍，目前中国同辐进口的医用同位素主要有4种：钼-99/锝-99、碘-131、碘-125、碳-14，它们主要来源于南非、俄罗斯、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因为需求量大，时间紧，加上同位素的特殊性，运输医用同位素的航班从国外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乎是争分夺秒。”王锁会说。

如今，这条相对稳定的供应链也开始面临变数。

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上用于放射性同位素生产的反应堆大多数在未来几年内将相继退役。

目前，全球几乎全部的堆照医用同位素供应来自于以下反应堆及其相应的后处理设施：比利时的BR-2堆、荷兰的HFR堆、捷克的LVR-15堆、波兰的Maria堆、澳大利亚的OPAL堆、南非的SAFARI-I堆以及美国的MURR堆。此外，还有少数一部分来自于俄罗斯的RIAR3堆及KARPOV堆和阿根廷的RA-3堆。

“除OPAL堆，上述反应堆均已服役超过40年，面临老化、运行稳定性差等问题，意外停堆事件频发。预计到2030年，除澳大利亚的OPAL和德国的FRM-Ⅱ反应堆，其他现役反应堆均将关停。这势必导致全球医用同位素供应紧张。中国医用同位素供应能力不足，市场很容易受到影响。”杨宇川表示。

近年来，国外部分反应堆退役导致下游药品制备需求增加，大部分医用同位素价格上涨。刘辰对此深有体会：“进口的医用同位素很贵，在医用同位素治疗中，单次治疗中同位素的成本得好几万。”

“价格上涨的负担最终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罗志福说，“从源头来看，增加医用同位素供应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对医用同位素的需求，替老百姓守好钱袋子。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有些医用同位素国内没有或限量供应，会影响患者治疗。

此前，刘辰治疗过一个前列腺癌晚期患者，该患者在终末期时被认定为适宜采用225Ac-PSMA治疗，一种基于医用同位素锕-225的靶向治疗。“但当时国内没有锕-225这种医用同位素，印度有，价格也比较低，之前有人专门去印度治，但这位患者赶上疫情，没办法过去。”刘辰遗憾地说。

2019年10月，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赵宪庚院士牵头、中物院二所参与执笔的一份建议上报给国务院，提出要尽快实现医用同位素自主稳定供给。

杨宇川说，这份建议是《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发布的重要推力，也将扭转我国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局面提上了日程。

《规划》提出，利用医用同位素的独特优势，进行诊断治疗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这是我国首个医用同位素自主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多措并举提升自主供应能力

引人关注的是，《规划》提出要在提升现有研究堆能力的基础上，启动建设1—2座医用同位素生产核反应堆。

“实际上，把我国现有的任何一个反应堆用好，或者协调统筹运行现有的反应堆，都能较好满足全国对医用同位素的需求。但这涉及到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罗志福说，“从长远看，必须有专门生产同位素的反应堆。”

杨宇川强调，建设核反应堆只是手段之一，从大局上看，扭转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的局面需要多措并举。

“形成自主供应医用同位素的能力非常重要。”王锁会说，衡量自主供应能力的标准是，国产医用同位素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病人等着用，医用同位素供应不能断。我们现阶段进口国外的医用同位素，主要原因就是国外能持续稳定供应。”

对此，杨宇川有信心。他表示：“一方面，需尽快完善提升现有反应堆的同位素分离能力，中物院二所和核动力院近年来在实现自主可控方面的工作已证明此路径可行，给了行业内极大信心。”

“另一方面，临床需求对自主供应能力的推动很重要。”杨宇川说，“目前，中国还没有批准镥-177相关药品上市，仅研发和医院临床试验可使用。但随着药物获批，未来需求量会猛增，我们所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大规模化供应能力。”

“同时，要布局新一代核素，也就是α核素及诊疗一体化的β核素。”王锁会建议。

在需求刺激和推动下，国内不少单位和机构纷纷谋划进军医用同位素市场。

在现有的入局者中，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提出建溶液堆生产医用同位素。秦山核电站、福建厦门清华海峡研究院等也跃跃欲试。中广核集团也逐步开始研究和设计在已有的商用堆上布置医用同位素生产回路，生产急需的同位素。

此外，一些大型综合医院也在积极上马回旋加速器，小批量生产氟-18等医用同位素，满足医院内科研和临床研究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杨宇川认为，当前最需要关注的是技术能力与安全问题。

“首先，主体单位要兼具较强的技术能力、人才队伍、核安全管理经验等多种确保辐射环境安全的基础能力。其次，在项目设计、建造、调试机构均应选择有相应能力和经验的单位负责。再者，在资源保障方面，主体单位需要有安全压倒一切的管理思维，有时候需要付出较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杨宇川说。

王锁会认为，对医用同位素的相关监管，国家要严格执法。行业要按国家规定来，不要钻空子或打擦边球。

同位素行业成为资本新晋宠儿，罗志福既高兴也有担忧，甚至在多个会议场合给同行泼冷水。“国内市场就这么大，大家都来抢这块蛋糕容易引发恶性竞争。还是要保持冷静。”

罗志福算了一笔账。

以钼-99为例，按年均5%的增长率预测，到2030年全国每年消耗量也就不到3万居里，而利用现有一个反应堆满负荷运行生产的话，钼-99年生产量可以达到10万居里。“这意味着，只要建成一个反应堆就必须往国外卖，这涉及市场竞争问题。而国际市场不要高浓铀生产的钼-99，这对我们的生产技术提出挑战。”

当然，对患者来说，实现医用同位素自主供给只是开端。

“医用同位素供应问题早晚能解决。归根结底，制约我们的是药物，尤其是原创性放射性药物。”王锁会强调。

罗志福表示，尽管国内研究的新药数量和品种较多，但多为学习、模仿，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对此，杨宇川谈到，我国原创放射性药物的研究受到新的靶点机制认识、靶向分子开发、核素可及性等多方面影响。“应该系统考虑和支持放射性药物的创新发展。未来，可通过构建临床、研发、核素生产、反应堆运行紧密耦合的核医学综合平台来推动扭转核素供应及药物的被动局面。”

2022年1月，中国首个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1类新药99mTc-3PRGD2临床三期实验结果发布。这是北京大学医学同位素研究中心主任王凡带领团队耕耘20年的成果，也是中国放射性药物艰难前行的缩影。

王锁会建议，放射性药物的原创性研究不能停，同时可以与国外适当合作。

杨志提出设立放射性药物研发专项，针对放射性药物的特殊性制定相应政策，允许在临床研究方面多做一些探索。“医用同位素是原材料，放射性药物才是武器，是核医学发展的灵魂。”（老曲和徐娅为化名，代小佩 本报记者操秀英对该报道亦有贡献）

来源：科技日报

这个1300多人的村庄，共养育了1560多名孤残儿童

“女孩，约五六岁，口齿不清，在盘龙区的火车站被发现……”

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一份尘封的档案里，这样记录着一名孤儿的身世。福利院给她取了一个名字——盘站华。

到福利院不久，小女孩的命运就出现转机。她在福利院老师陪伴下，来到一个小山村。刚下车，一位留着齐刘海、笑容如阳光般温暖的陌生阿姨，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对她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了。”

盘站华带着孩子回到妈妈家里，为阿彬过生日。

这一幕，成为盘站华儿时记忆的起点。2001年6月13日，这个在火车站与家人走散的小女孩，重新有了一个家。

27岁的盘站华，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没有爸妈，就没有今天的我。”她说，“我和爸妈、哥哥、妹妹都是A型血。好像冥冥之中注定，我们就是一家人。”

盘站华的“家乡”，安宁市王家滩村，是一个距离昆明城区约50公里、淳朴恬静的小山村。2000年以来，作为昆明孤残儿童寄养试点村之一，这座仅有1300多人的小村庄已养育1560多名孤残儿童，不少村民家累计寄养孤儿达二三十个。

时光如梭。曾经年富力强的“爸爸”“妈妈”们如今已双鬓斑白，他们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曾遭受离散创伤的孤残儿童，为孩子们撑起了温暖的家……

阿彬（右一）小时候，曹丽琼和丈夫带着自己的儿子（上左）、女儿（上右）与阿彬和其他三个寄养孩子在家合影。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

给这些娃娃一个家”

王家滩寄养孤残儿童，始于22年前的一个偶然。

2000年11月的一天，在听自己的好友、时任安宁市草铺镇党委书记张富强说，镇上有个村子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很适合开展孤残儿童寄养后，时任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党总支书记曹国正迫不及待地赶到王家滩。

刚到村里，曹国正便开门见山，询问能不能在村里试点孤残儿童寄养，负责接待的村委会原副主任、现村党总支书记王炳能一头雾水。

“寄养是个什么意思？”王炳能纳闷。听完福利院干部详细介绍后他才明白，寄养就是把福利院的孩子送到农村家庭，由村民负责养育，福利院向村民支付孤儿的生活费。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骗子，把孩子丢下不管怎么办？”王炳能说。在得知一名孤儿一个月生活费仅216元、村民劳务费只有100元后，他更觉得这事干不成。

王家滩虽不算富裕，但因邻近工业园区，附近有很多工厂，当时村民打两天小工也有100元。“谁会愿意干这事？”王炳能一口回绝。

但对儿童福利院来说，尽快找到一个愿意接收孤残儿童的村子却十分迫切。昆明市儿童福利院寄养科科长吴发顺回忆说，那时昆明市儿童福利院的孤儿最多曾达七八百个，工作压力巨大。

阿彬和妈妈在村里的小广场锻炼。

“福利院一个班有二三十个孩子，老师才五六个，没法做到一对一照顾。”吴发顺说，他和同事还经常要作为“家长”去学校开家长会。因为同一所学校里孩子太多，吴发顺经常在一个班里坐几分钟，又得赶紧跑去另外一个班，一天要参加十几个孩子的家长会。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开家长会时老师还问我，你是哥哥还是爸爸，搞得我和孩子都很尴尬。”吴发顺说，福利院的孩子大多很敏感，因为没有父母，在老师、同学面前会很自卑。

2000年，民政部提出，要使家庭寄养成为儿童福利事业社会化的重要途径。“随后，我们便开始寻找适合做家庭寄养的村子。”吴发顺说，家庭寄养可以减轻福利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孩子来说有没有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农村因为住房宽裕、劳动力充足，比城市更适合开展寄养。

爸爸妈妈与阿彬（左上）、阿瑕的合影。

第一次被拒绝后，福利院干部又接连到王家滩考察好几次，还请来镇党委书记张富强劝说王炳能。

“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希望你们村能把这个事扛起来。”张富强说。

王炳能只好硬着头皮，答应试一试。

他在村里接连问了十几家，果不其然，村民有和他一样的顾虑。

“福利院是不是想甩包袱？”

“如果分到残疾娃娃，我们有能力照顾吗？”

实在没办法，王炳能只能找自家亲戚、村里的党员做工作。最终，只有6家人答应先去福利院看看再做决定，其中还包括他的妻子、父母。

廖学仙是王家滩最早参与寄养的6位妈妈之一。当时，她46岁，儿女都已长大成家，和丈夫正好有些余力，便想着可以试试参与寄养。但她也很担心，家里本就不宽裕，福利院会不会把孩子丢下不管。

阿彬在他生日这天格外地开心。

第一次到福利院，廖学仙一边参观，一边听老师讲一个个孤残儿童的身世，忍不住抹起眼泪。

在听福利院老师说每周都会来村里看孩子、给村民做培训后，廖学仙开始相信，福利院不是甩包袱，而是真心想和村民一起做好事。

“村里人都说我胆子大。”同样是第一批寄养妈妈的邓自英说，她在福利院参观时，本来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但刚走进房间，就有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大大的眼睛望着她，一直拉着她的手不肯放，正是这一瞬间让她鼓起了勇气。

阿彬和妈妈在村里的小广场锻炼。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邓自英说，“那一刻我就打定主意，不管多难，也要给这些娃娃一个家。”

就这样，在2000年底，第一批12名孤残儿童来到了王家滩。

王炳能说，第一批孤残儿童来到村里后，寄养父母都把他们当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抚养。父母每天带着他们出去串门，逢年过节亲戚聚会时，也会带着这些孤儿一起去。

“大家发现，这些孤残儿童和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有的娃娃还非常聪明伶俐，招人喜欢。”王炳能说，村民们打消顾虑后，报名参与孤残儿童寄养的家庭越来越多。很快，村里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孩子……

1个妈、21年、31个娃

4月1日，天冷了，阿瑕中午把小便解在床上。

4月9日，阿瑕早上梳头时会主动递头绳。

4月15日，阿瑕下雨会主动收被子。

5月24日，阿彬下雨会给妈妈打伞了。

……

阿彬在家帮着妈妈曹丽琼洗衣服。

给阿彬（化名）和阿瑕（化名）写成长日记，是54岁寄养妈妈曹丽琼每天都要做的事。两本厚厚的成长日记，记录着阿彬、阿瑕每天的成长变化，也记录了曹丽琼为孩子们付出的点点滴滴。

曹丽琼是王家滩村第三批参与孤残儿童寄养的村民之一，她家寄养的第一个孤儿就是盘站华。村里人都习惯称呼这个说话大嗓门、性格大大咧咧的女人为“老曹”。自2001年以来，曹丽琼家已经累计收养了31个孤残儿童，是全村寄养孤残儿童最多的家庭之一。

阿彬小时候在家和妈妈的合影。

“身体健康、年龄较小的孩子，一般养几个月就有好心人收养接走了。”曹丽琼说，像阿彬和阿瑕，因为天生残疾，已经跟她一起生活了多年。

19岁的阿彬天生有智力障碍，他6岁来到曹丽琼家时，连衣服都不会穿，晚上睡觉还经常尿床；14岁的女孩阿瑕智力、视力都有障碍，能听见一点声音，但从小不会说话。

为了培养阿彬的生活自理能力，曹丽琼每天夜里都要定点把他喊醒上厕所，坚持两三年后，阿彬才慢慢不尿床了。“穿衣服也学了四五年，现在他已经基本可以生活自理了。”曹丽琼说。

照顾像阿彬、阿瑕这样的残疾儿童，曹丽琼要付出更多心血，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意外。

阿彬帮着妈妈在地里摘玉米。

2017年的一天，14岁的阿彬突然走失，曹丽琼至今都觉得后怕。那天，她让阿彬去大门外给哥哥送车钥匙，仅仅几十米的距离，阿彬出去几分钟还没回来。

“我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整个人一下子从头凉到脚后跟。”曹丽琼说，她赶快发动村里人一起出去找，可从傍晚一直找到深夜一点多，全村房前屋后都找遍了，还是没找到。当晚报警后，曹丽琼一整夜没合眼，她坐在院子里，一直呆呆地望着大门口。

“我把大门开着，就担心他回来敲门我听不见。”她说。

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半，村民们才在村后山的一湾水塘边找到阿彬。原来，他一个人在水塘边玩堆石头，玩了一整个晚上。

在山上待了一夜，阿彬冻得全身发抖。曹丽琼赶紧给他煮了一大碗红糖鸡蛋，等他吃完后，又在床上一直抱着他，才慢慢把他哄睡着。“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曹丽琼说。

吴发顺说，现在，王家滩寄养的孤儿大多是患有脑瘫、癫痫、唐氏综合征等重症的残疾儿童，寄养家庭的护理难度也越来越大。

阿彬跟着妈妈去地里摘菜。

为了更好照顾这些特殊的孩子，昆明市儿童福利院会定期培训寄养父母，教他们如何给孩子做营养餐、日常护理、做康复操等，还投资几十万元把原来的村小学改造成康复中心，寄养父母每天都要定点带孩子来做运动。

39岁的李春美是王家滩最年轻的寄养妈妈。她的父母2004年开始做寄养工作，受父母影响，很喜欢孩子的李春美在结婚后，便辞去酒店前台工作，回老家和父母一起照顾寄养儿童。至今，李春美和父母家已经合计寄养了超过50个孤残儿童。

李春美家目前寄养着两个女孩，17岁的女儿小敏（化名）患有唐氏综合征，9岁的女儿小雨（化名）患有先天性脑瘫。

患有脑瘫的小雨，连舌头都不能动，吃饭吞咽十分困难。每次给小雨做营养餐时，李春美都要把菜剁得细细的，但即便如此，她每次至少要喂三四十分钟。“喂下去，吐出来，再喂下去，又吐出来，反复好几次，才能吃下去一勺饭。”

“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相处久了就觉得，这些娃娃其实很可爱。”李春美说，自己做家务时，小雨坐在轮椅上，会努力地转过头来望着她，对着她笑。

“她不会说话，一个笑容我就觉得很满足了。”李春美说。

阿彬跟着妈妈去地里挖洋芋。

“为什么我家要养这么多孩子？”

23岁的杨甜是曹丽琼的亲生女儿，从小她就有一个藏在心里的疑问：“为什么我家要养这么多孩子？”

曹丽琼和丈夫杨治富育有一儿一女，家里刚开始做孤残儿童寄养工作时，杨甜只有两岁。作为女儿，杨甜本该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但从她记事起，家里就不断有福利院送来的孩子，自己也从来不是父母关注的焦点。

因为曹丽琼晚上经常要照顾小婴儿，杨甜从4岁开始就习惯了一个人睡。妈妈没多少时间照顾她，反过来，每天放学回家后，她还要帮妈妈看孩子、喂饭、洗碗。

“从上小学开始，我每天回来都要洗碗，因为我妈在抱孩子，没空做家务。”杨甜说，当时读初中的哥哥，周末回来也要帮着看孩子。

最让杨甜感到无助的一次，正在读高中的她放暑假回家，当时家里有个一岁多的小婴儿，妈妈让她帮着照看，可小婴儿一直哭，她怎么哄都不管用。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跟他一起哭。”杨甜说。后来，父亲杨治富回家看到女儿坐在沙发上哭得稀里哗啦，便赶紧把小婴儿抱走。“老爸把娃娃哄好了又来哄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哭笑不得。”

更让杨甜“耿耿于怀”很久的是，从小到大，自己的家长会妈妈有时不会参加。但家里寄养孩子的家长会，她却一次都没缺席过。

阿彬在家带着姐姐盘站华的孩子玩耍。

女儿的委屈，曹丽琼始终记在心里，十分内疚。“对这些寄养的娃娃，我花的心思确实比自己儿女更多。”她说，“因为老师同学知道他们是孤儿，如果我不去开家长会，不付出更多的爱，他们会被同学看不起。”

“父母的重心都在我们身上，所以小妹会觉得我们分走了很多原本属于她的父爱、母爱。”盘站华说，从小到大，妹妹杨甜一直都是穿自己穿旧的衣服，“爸爸有时候带好吃的回来，怕我的那份被妹妹抢去，会悄悄跟我说赶快藏起来，别让阿甜发现。”

在盘站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每当自己遇到困难时，老爸老妈都会第一时间站在自己身前。

上小学时，班里有一个男孩很调皮，抓破了盘站华的脸。放学后，曹丽琼二话不说就带着她到这个男孩家里，一定要让小男孩当面向盘站华道歉。

寄养妈妈李春美陪伴两个女儿在院子里晒太阳、玩耍。

参加工作后，盘站华和初恋男友分手，曹丽琼得知后马上打电话安慰她。“咋会人生就一帆风顺，难过了就回家，我给你杀只鸡吃。”老妈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让她走出了失恋的阴霾。

2019年，盘站华准备和男友结婚，曹丽琼要求，男方父母必须亲自来家里提亲。“要让他家父母知道，你也有爹有妈，这里就是你的家。”曹丽琼说。

结婚前，曹丽琼为盘站华准备了床上四件套等嫁妆，还花了两个月时间，照着盘站华和爱人的结婚照，绣了一幅大大的十字绣。和亲家见面的时候，曹丽琼还一直叮嘱：“我女儿的身世就是这样，以后对她好一点。”

读初中时还十分叛逆的杨甜，长大后才慢慢理解妈妈的不易。“每次回家，都觉得妈妈又变老了，她真的太累了。换作是我，肯定做不到。”她说。

盘站华和杨甜这两个从小吵到大的女孩，如今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姐妹。2017年，杨甜去浙江上大学，已经工作的盘站华坚持要陪她去报到，直到把她送到学校宿舍，把生活用品全部置办好才回来。

“小时候，老妈没时间参加小妹的家长会，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我一定要替爸妈去送她。”盘站华说。

阿彬与爸爸妈妈的合影。

一次次和孩子别离

成了每个寄养家庭的“必修课”

近22年来，在王家滩寄养的孤残儿童已累计达1560多人。有的孩子在寄养一段时间后就被好心人收养，即便没有被收养的孩子，按照福利院的规定，年满18岁后也要离开寄养家庭，逐步独立生活。

一次次和孩子别离，成了每个寄养家庭的“必修课”。

王炳能的妹妹王秉秀自2015年开始参加孤残儿童寄养。她带的第一个孩子叫阿成（化名），福利院送来的时候才10个月大，体重只有6公斤。阿成一条腿有残疾，因为腿疼，晚上经常哭闹不睡觉，王秉秀只能抱着他在客厅里来回走。“整晚上要一直哄，放下去就哭。”王秉秀说，带这个孩子的一年多里，自己几乎每晚都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睡眠不足，她还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至今都要每天吃降压药。

悉心养育一年多后，满2岁的阿成长到了13公斤，脸蛋肉嘟嘟的，原本有残疾的腿能慢慢走路了。就在这时候，福利院通知王秉秀，有家庭想要收养阿成，过几天就要把孩子接走。

“阿成走后我难过了一年，到现在都想他。”王秉秀说，阿成被接走时正在午睡，她不忍心把孩子弄醒，可转身自己就哭成了泪人。

一位寄养妈妈在村里的康复中心为患脑瘫的女儿做康复锻炼。

第二天，王秉秀实在是想孩子，就让丈夫开车送她到福利院，夫妻俩在福利院又陪了孩子一晚。“那就是最后一面了。”王秉秀说，“院长告诉我，娃娃被一个很好的家庭收养了，是享福去了，我想想也是，这样对娃娃也好。”

“村里每送走一个娃娃，就有妈妈要哭一场。”这样的别离，养育了31个孤儿的曹丽琼已经历许多次。曹丽琼家有一本大相册，里面存放的都是她和寄养孤儿的合影，每个孩子的名字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娃娃们不管去了哪里，都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

几年前，有个名为“宝贝回家”的公益组织找到盘站华，告诉她可以通过DNA比对帮她寻找亲生父母。盘站华思考半天后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不想找了。”

“你别傻了，能找还是要努力找。”曹丽琼劝她。

“你们就是我的父母。”盘站华还是不肯。

“一码归一码，养你的是父母，生你的也是父母。”终于，在曹丽琼的劝说下，盘站华去做了DNA比对，但至今还未找到亲生父母。

阿彬和妈妈在地里摘菜后的合影。

“有这么多娃娃喊我妈妈，我知足了”

19岁的阿彬，去年满18周岁后，原本要被福利院接走，送去昆明西郊的农场开始适应独立生活。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他与父母的分别也被推迟到今年年底。

“这10多年阿彬从来没离开我身边，村里人都说他是我的警卫员。”说起养了13年的儿子，曹丽琼满是不舍。

有智力障碍的阿彬，在父母教育下，如今已基本能生活自理，还能做一些不太重的家务农活。和妈妈一起去地里摘菜时，他从不让妈妈背菜，总是抢着把背篓背在身上。

阿彬喜欢唱歌，虽然不一定明白歌词的意思，但他最爱唱的一首歌是《母亲》。“我相信，他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曹丽琼说，阿彬在外面，别人给他吃的，他不会跟着走。

“他知道，这里才是他的家。”曹丽琼说。

在给阿彬过生日的这天，妈妈看着正在吃蛋糕的阿彬，眼里满是慈爱与不舍。

今年5月20日，是阿彬19岁的生日，这或许是阿彬独立生活前，在家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曹丽琼把在昆明工作的儿女们全都叫回家，还让盘站华买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傍晚时分，生日蜡烛点亮，这个特殊的家庭全家人围成一圈，为阿彬唱起生日快乐歌。唱完后，曹丽琼让阿彬许愿，阿彬虽然不懂愿望是什么意思，却笑得合不拢嘴，一口气吹灭蜡烛。

“我替阿彬许了个愿，希望他一辈子都健康快乐。”曹丽琼说。

寄养妈妈李春美在给患脑瘫的女儿喂饭。

据民政部2021年5月公布的数据，我国孤儿总数已从2012年的57万人减少至19万人，下降了约66%。目前，在王家滩寄养的孤残儿童，也已经从最多时的300多个、占全村人口近四分之一，减少到约90个。

“娃娃少了是好事，说明现在拐卖、遗弃娃娃的少了。”王炳能说。

和盘站华一样，许多孤残儿童如今已长大成人，而养育他们的父母大多已年近花甲、满头华发。

因为丈夫杨治富以前是包工头，曹丽琼家早在1995年就盖起了二层小楼。可自从参加孤残儿童寄养后，两口子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照顾这些孩子上，曾经让村里人羡慕的小楼也变成了近30年的老屋，从没翻新过。但曹丽琼从不羡慕别人家的大房子。

“有这么多娃娃喊我妈妈，我知足了。”她说。

转自：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李银、庞明广、周磊

来源： 新华社